心底的欢呼

　　——文化名人笔下的开国大典

　　60 年前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是20世纪中国最具历史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在那个古老中国沧桑鼎革、万象更新的历史转折之日，许多文化名人在其日记、回忆录里，记下了见证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点点滴滴。循着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我们回到了当年那个振奋人心的历史现场，仿佛触摸到历史的脉搏，并从中捕捉到时代之迁变、人心之所向的信息。

　　——编者

　　张元济：“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

　　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是日通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升旗、阅兵、游行。余挈英儿同往。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继朱德阅兵，先步兵，后机关枪，次炮兵，次海军，继骑兵，继坦克车而飞机则翱翔上空，寥寥无几。行伍行毕，游行方始。余即率英儿下楼与胡子昂同车归寓，时方六时。八时半即睡。闻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辑自日记。张元济为出版巨子、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竺可桢：“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

　　午后二点乘车经午门至天安门门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升旗鸣炮，毛主席及六位副主席就职典礼。天安门前之广场新辟成，可容十毛万人，如排得紧可卅万人。今日余等到，学生、公务员、军队已立待数小时，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三点典礼开始，主席毛及六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及五十六位政府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国旗、奏国歌、鸣炮，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府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布。”系毛主席出面。接下是阅兵。自3：35直至六点始毕。然后各机关、学校喊口号，依次散。因人数众多，至八点半尚未散尽。余与江问渔、赵紫宸、张金保乘车先回。(辑自日记。竺可桢为科学家、教育家)

　　徐铸成：“全场一片欢腾，余亦感极泪下”

　　今日为国人最兴奋之一日，亦为余最难忘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开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天安门广场挤满人群，红旗似海，殆为我国历史上空前之盛况也。下午二时，余与代表们乘车鱼贯赴会场，街上已悬满五星红旗。至天安门，由后门绕至天安门城楼，举目看到东西长安街及户部街、西皮市等处，皆挤满群众队伍，估计共有二十万人参加。三时，大会开始，毛主席等就位，鸣礼炮一百二十响，毛主席亲自升旗，用电动。闻此装置。由技术人员连夜装好者。旋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并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场一片欢腾，余亦感极泪下。毛主席宣读第一号公告：任命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四时，开始检阅式，极隆重。参加者约有步兵一师，骑兵一师，炮兵一师，机械化部队一师，另有飞机十四架，掠空而过，此为余首次看到人民空军。炮兵、机械化部队，均为美式装备，盖全为战场缴获者。

　　检阅前，先由北京部队司令员聂荣臻登台向朱德总司令报告部队列队完毕，然后与朱同登车前往检阅。半小时后，总司令返天安门城楼，公开检阅开始。每一部队经过天安门时，向台上行注目礼，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呼声响彻云霄。军队过后，继之为各界群众队伍，检阅共历三小时。

　　余与郭春涛兄并倚城观此盛况，回忆二十一年前国民党军“底定”京津，亦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群众不过数千人，政分会主任张继任主席，吴稚晖代表中央致词，忆有“你好，打倒你，我来干，不要来而不干”之精语。时春涛为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代表冯玉祥发言。余当时初当新闻记者，亲自参加采访。余提及此旧事，春涛谓亦记忆犹新。问有何感想？春涛沉吟有顷，说：“如蒋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亦当为主角欤？”余则谓历史人物，往往如此：拼命抓权，排除异己，最后两手空空，成为孤家寡人，殆即所谓历史的辩证法欤？(辑自日记。徐铸成时为《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

　　蔡楚生：“天安门前即变成了一片灿烂的灯彩的海洋”

　　我用无限兴奋的心情迎接着这一天的到来，我高兴得简直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一早，我和云与招待所中的代表们就在谈论着今天这开国典礼的一切和感想，整个招待所中的人，没有一个脸上不是笑嘻嘻的，好像差一点就要手舞足蹈起来。

　　我们在昨晚已经接到通知，要我们——全体政协代表在今天下午三时到天安门上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我们在一时余就集合，二时余到了天安门上。天安门前面已辟成了一个可容近二十万人的广场，今日来参加盛会的群众，已经到齐了，因此一眼望出去，只见一片红色旗帜的海，也是人的海，声音的海，所谓万头攒动的话，已不足形容这盛会的伟观。据说今天进场的群众为十六万人，各种兵种的军队四万多人。到过苏联的人都说，这场面比莫斯科的红场都要壮伟。

　　三时正，由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随之是奏暂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并由毛主席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和亲自启动电钮，将五星红旗在矗立广场中的旗杆上升入云空，一时军乐与礼炮齐鸣，欢声与掌声迸发，每个人的心头都像开了花那样的高兴。接着，由毛主席宣读公告；继之，是阅兵式的开始，由朱总司令亲自指挥。兵种计有海军、步兵、炮兵、战车、骑兵和空军，前后历三小时始毕。

　　阅兵式完成后，天色已晚，在提灯会开始时，天安门前即变成了一片灿烂的灯彩的海洋。后来群众不断冲到天安门下的河桥上向毛主席高呼万岁(不过上面因人多而高，他们是不容易看到毛主席的。主席台上没有布置得好，是今天唯一的不完善处)，毛主席也向群众不断欢呼：“同志们万岁！”使大家都深受感动。这样，大家在看台上站了六个多钟头，毛主席也站了六个多钟头，我们还可以休息，毛主席却真正是太辛苦了！群众一直到九时二十五分才走完，我和翰笙兄也才怀着兴奋的心情乘陈将军的汽车返华文学校。(辑自日记。蔡楚生为电影艺术家、著名导演)

　　马衡：“天色已晚，开始提灯游行”

　　天安门广场将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余本拟参加本院之一组，嗣以时间太久，恐体力不胜而罢。所谓老者不以筋力为礼也。院中不开放，坐至十二时归。

　　三时收听广播，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就位，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宣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这时在军乐声中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读毕，阅兵式开始，由朱德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阅兵式接近结束时，天色已晚，开始提灯游行。(辑自日记。马衡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时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潘光旦：“竟日天阴，无烈日，亦是天公作美”

　　六时半起，七时许至大操场集合，系中师生眷属同为二小队，队各六人，旁行者提五角星红灯，出南门时云亦加入。八时许搭车至西直门，复整队步行，至新街口，同人、同学恐余等太吃力，为雇三轮至端王府夹道北大工学院小憩，又搭车至西单迤北某胡同口，舍车归队。十二时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华、天安两门之间，原有银杏等树又被清除，殊觉可惜，然非此不能成为广场也。场中整队来集之单位已甚众，闻多至二十万人，每人只得两三尺隙地，除起立与席地坐外，无回旋可能。三时准时开会，主席坛报告略可闻见，但不清晰，扩音布置尚欠周密，坛上人众及坛下阅兵，则均渺不可接，自四时至八时，除时坐时立观看人头攒动与旗旌扬外，一无所见。只五时许有飞机小队绕场三匝，入晚有连珠花炮迸发，为略破单调与厌倦，余坐多于立，更不免坐井观天之感，云之光景略同，好在所携食品不多，且知所以量入为出，竟日未尝发生便溺之需要，否则更将不堪耳。八时始出场，作提灯游行；清华人数特多，仪仗队尤整饬，过天安门前时，似曾受当局特达之措意，稍稍弥补在场时局促难安之情态。队伍至长安街南长街口时，余与云及其它三四同人即退出，另搭三轮至西直门站，候至十时半又归队，惟因调遣车辆仍须久候，徇同学意，先搭客车返校，亦已十一时许矣；大队返清华园则在午夜二时以后。余体力尚可，游行时出汗较多，余无所苦，设云未同行，或将支持全程；惟云居然亦颇能撑持，则殊出意料，竟日天阴，无烈日，亦是天公作美，云略贫血，最晒不得也。(辑自日记。潘光旦为社会学家，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兼社会系主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曹禺：“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

　　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5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1949年以后，心里好过了。(辑自赵浩生1979年的采访：《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曹禺为著名作家、戏剧家)

　　夏衍：“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上午10时半到车站欢迎苏联代表团，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红军歌舞团同来。我拍了照。

　　下午2时半到天安门城楼，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这一场面，是先烈们用鲜红的血换取来的。想起了郑汉先和庞大恩。3时15分毛主席宣告政府成立，朗诵公告，阅兵。

　　休息室中，恩来同志对我和丁玲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面。”但不约而同地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后，他约刘晓和我谈了今后转外交部工作的问题。阅兵和游行到10时后才毕。(辑自日记)

　　10 月1日，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泫然欲涕。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终于像旭日东升一样，重新站起来了。我自己，也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可是，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喜讯告诉已经牺牲了的同志呢？我想起了郑汉先、庞大恩、何恐、童长荣、洪灵菲和柔石、冯铿……这些英勇献身的烈士。……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毛主席召开了一次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当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进军西南谈到长征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说过长征是宣言书、是播种机的话，但千万不要忘了迫使红军长征这一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要开始建设了，忘记了这个教训，“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那就会犯更大的错误。他说，建党二十八年来，我们犯过两次大错误，一次是1927年的右，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左，一右一左，都大丧元气，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他一边抽烟，一边加重了语气说，这一右一左的根子，都在于教条主义，今后可千万不要再犯了。(辑自《懒寻旧梦录》。夏衍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开拓者文学艺术家、翻译家)

　　杨沫：“这胜利、这欢乐，是我们多少同志、多少人民的鲜血、头颅换来的呀！”

　　这个日子是人类、是中国、是我永生不忘的日子！现在，听吧，街上锣鼓喧天，坦克、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在东单广场上庄严地陈列着；陆军士兵带着不可侵犯的神情，威武地站在他们的装甲车前岿然不动——他们将这样威严挺立，等待全北平巿人民的检阅。

　　政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全北平，以及郊外几十万人民正在天安门前开庆祝大会。新的红色五星国旗，正飘扬在北平的大街小巷；红灯高悬在许多商店、住户门前。几天来，街上人山人海，昨晚电车都阻塞不通了。我因动手术后身体才复原，领导叫我在机关看家。午前十时，我坐着人力车，向南走来时，东西大街不能通行了，我是坐车绕到南小街才过来的。坐在车上，看看飘扬的新国旗，我突然因乐极而生悲。我想到这胜利、这欢乐，是我们多少同志、多少人民的鲜血、头颅换来的呀！立刻，许多牺牲了的同志的面影在我心上清晰地闪过。立刻，我眼里的喜泪变成悲泪，深惜我那些战友没来得及看见今天的盛况……是啊，先烈百年来的志愿是要建成一个崭新的富强的新中国。现在，我要告慰我牺牲的战友们：这个国家现在就要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了！你们今天可以含笑九泉了。(辑自日记。杨沫为女作家)

　　陈寅恪：“愿留在国内”

　　1949年，陈寅恪往广州岭南大学执教，后来他回忆说：“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辑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为著名历史学家，时为清华大学教授)

　　冯友兰：“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

　　在 1948年秋天，南京中央研究院推选我为院士，叫我到南京去开院士会议。在会中，我又当选为院士会议的评议会的委员。这个评议会，大致相当于院士会议的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的那一天，蒋介石以“总统”的身份出席了。院士中有曾经参加过戊戌变法的老一辈学者张元济，他在蒋介石的面前放了一炮，他说：大家要看看外边是什么情况，内战愈打愈烈，民不聊生，还要开这种会议，这是自欺欺人，要赶紧停止内战！这些话虽都是大家心里话，可是经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地一说，大家都觉得愕然，对张老先生敬佩不已，蒋介石没有回答，主持会的人看见事情有点僵，就宣布散会。……在傅作义军队撤走以后，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这一带成为“真空”地带。可是社会秩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清华校内，也很平静，师生们生活照常。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同志在那里站岗。……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 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不是“王者之师”，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辑自《三松堂自序》。冯友兰为哲学家，时为清华大学教授兼校务会议主席)

　　胡风：“时间开始了”

　　胡风参加了开国大典，但他的日记很简单：“下午三时，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辑自日记)

　　但 “自从那次参加先农坛庆祝党生日的晚会和不久前参加的开国大典以来，(胡风)脑海里出现了很多形象和诗句，他开始创作长诗《时间到了》(后定为《时间开始了》)，除了和一些比较相知的朋友聊聊天外，差不多整天都被创作激情燃烧，忘却了人间的一切纠缠不休和苦恼，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写着。每写成些章节，就给青年诗人鲁煤、许放、于行前等人朗诵，征求他们的意见。几天后，第一乐章《欢乐颂》就写出了，并将它改好抄出，交给了《人民日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领袖的作品，道出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心声，朋友们见到他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赞赏。(辑自梅志《胡风传》。胡风为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

　　沈容：“心花怒放的一刻”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也到了北平的新华总社。李普主持了国庆大典的采访。我们新华社的同志参加了国庆大典。在那里我们真是心花怒放，高兴极了。(沈容时任新华社记者)

　　巴金：“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

　　10 月1日那天，巴金是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见证开国大典的少数文化代表之一。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他知道，中国人民“结束了过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令巴金终身难忘，一年后，他追忆道：“一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夜晚十点钟以后，我从天安门回到了宿舍，听着远远近近的锣鼓声，我兴奋得不能合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着，我一直写到深夜。我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百年来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义的故事！有多少牺牲掉的有为的生命，埋没掉的卓绝的才能！还有无数说不尽写不完的奇耻大辱啊！然而现在那一切，那一切都过去了，都像梦魇一般地过去了！是永远不会再来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所以我们怀着快乐的、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这些场景在巴金的脑海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十年后当他回想起时仍然十分激动，他说，“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巴金为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

　　钱钟书、杨绛：“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其他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海易帜之前，钱钟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台湾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但他没有留下。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杨绛的《干校六记》的说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50年后，杨绛在接受记者的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钱钟书、杨绛为著名学者、文学家)

　　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现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

　　1949年春天，宋云彬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现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 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但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宋云彬为著名学者、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俞平伯：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新诗

　　1949 年的俞平伯，对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南下感到惘然。面对陈寅恪九年前给他的旧稿，他说：“陈今已南去，兵烽间重读尤惘然也。”1949年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题是：走，还是不走。俞平伯选择了留下。面对新政权，俞平伯是拥护与支持的，但在拥护与支持的背后也有疑惑与忧虑。为了适应新时代，俞平伯努力改变着自己。他参加座谈会，听周扬介绍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状况，学习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还曾就“如何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写新诗的俞平伯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俞平伯对新诗的重拾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迎合新时代的文艺要求。面对新中国的新气象，毫无疑问，俞平伯的心情是兴奋而又激动的，这种心情也是当时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俞平伯为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

　　梁漱溟：希望自己做新政权的诤友

　　1949 年的梁漱溟到京很晚，到京之后，面对首都解放的热烈气氛，他自然也很激动。但与其他知识分子相比而言，梁漱溟的表现更加理性与冷静。这与他自己的定位有关。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权，梁漱溟希望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自由度。在保持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同时，梁漱溟希望自己做新政权的诤友。(梁漱溟为哲学家、教育家)

　　马寅初：兴奋而又忙碌

　　1949年的马寅初是兴奋而又忙碌的。他忙于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忙着讨论国名、国徽、国歌等各种方案，作为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还忙于为稳定新中国的经济金融秩序出谋划策。在这段兴奋与忙碌的日子里，马寅初也偶有不愉快。一个不快的感觉就是当人们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出于敬佩与崇拜，由衷地高喊万岁。这让经过民主训练的马寅初有些不太适应。(马寅初为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周一良：“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万分激动”

　　清华园和平解放了。解放之初，在大礼堂演过多次解放区来的歌剧，如《赤叶河》、《血泪仇》等。表演虽然粗糙，但都是揭露封建地主的题材，对我们比较新鲜，感到富于吸引力，颇受教育。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万分激动。(辑自《毕竟是书生》。周一良为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