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让我充满了阅读的期待,坦率地说,似乎很久以来我失却了这份热切的期待了。诺贝尔虽然始终保持了它一贯的水准、一贯的立场、一贯的世界眼光和人类的救赎意识而没有像各大国际电影节那般充满了机巧的艺术投机,但它在我的心中不再像上世纪那样的光芒万丈了。

　　进入本世纪后,只有印度裔的奈保尔得奖让我激动了一番,那是因了我曾在他得奖之前读过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那部动人的小说让我重温了独有名著才能散发出的气息和气质,它让我对自己的成长亦有了一份深切的感悟与认知──它叙述的是一个少年的视角以及他的成长,那时我就暗暗认定此人可能会荣获“诺贝尔”,果然,有一天奈保尔终于众望所归。

　　那以后,虽然仍有作家荣膺此等大奖,我亦追逐着他们的著作阅读,但热情骤降──这是为什么?我说不出其中的原因,我更愿意相信这完全是出自我个人的原因,每个阅读者都有一种潜在的审美趣味,他只选择适合于他个人口味的作品,一个人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不再会盲目跟风了,他会坚守着一种个性化的趣味和立场。

　　似乎从去年开始就在诺奖颁发之前盛传以色列的作家阿摩司·奥兹该冲顶了,当然还有在中国亦影响甚广的拉美的作家略萨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我私下里一直认定最终会花落奥兹之手,因为他作为一名犹太作家──一个具有充沛的民族情怀的作家,一个持之以恒抒写民族苦难,敢于面对和撕裂自己灵魂的人,他的荡气回肠的历史书写,会成为某一届诺贝尔的黄钟大吕。

　　可是他去年落选了,荣膺大奖的人是一名法国人,起码在我看到的他的翻译小说中(我相信是由于译文拙劣的缘故),没看出我所期待的“诺相”来。那时,我为奥兹惋惜。

　　今年我再次期待,而又再一次的期望落空,但是———这一但是的转折让我心中充满了一种隐隐的激动,这一隆重而又庄严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位国人完全陌生的罗马尼亚裔的德国女作家(据说在她居住的德国,知晓的人亦寥若晨星)。这一“意外”让我好奇,我开始在有限的资讯中追寻此人的消息,如饥似渴。终于在一则短讯中,看到了有人简略地译介了她最近的一部小说的开首语,说的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一群便衣警察闯进了“我”的家门(大概)……我再看诺奖的评语, 知道这位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一生都在描写的是被掠夺的“一无所有者”,我的心热了一下,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了一份感动———是因了那短短的几行被翻译出来的小说文字吗?

　　什么都不用解释了,因为她所处的曾经的境遇已然足以说明了她笔下所描述的对象,那是一群在全能统治下无路可走,无家可归,又一无所有的受难者,那是一群曾经与我们有过共同经历的人。

　　从那一刻开始,我又重新点燃了对阅读诺贝尔获奖作品的热情,我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了。

　　综观目下的中国,很少再有出版社愿意去出版这类作品了(除非你是一名功成名就的作家),人们在娱乐至死的喧嚷中,失去了对记忆的追寻与抒写,失去了对苦难的描述,失去了一种对道义的呼唤与阐扬,一句话,失去了捍卫良知的责任。可是,这位从苦难的阴影中挣扎走出的罗马尼亚(德国?)女作家,在她曾经默默无闻(她现在再也不能做到寂寂无名了,她还能保持她的那份冷静和深邃吗?)的写作生涯中远离了至死的娱乐,而执著于对历史和心灵真相的揭示和还原。

　　我一直以为,人类在保存历史记忆时,除了研究性的历史著作,除了一手乃至二手搜集来的历史资料,小说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对历史的保存和追忆,因为小说比任何种类的“保留”都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通过“虚构”(情节、人物)而直抵精神和心灵的“现场”,拷问人类的良知,追溯历史的存在之真。

　　这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的使命,但在今天,在这个作为纯正的文学文字正在消亡的时代,作为只讲娱乐、只讲金钱和名利的时代,文学的使命感是否还能保留住它源远流长的精神家园?文学在这个时代无疑已开始了它无可奈何的精神流浪,就像多少个世纪以前犹太人离开了上帝赐予他们的“应许之地”而流落他乡,但他们心中依然存留着对那片神圣土地的向往,九死不悔地终于有一天重归了故乡!

　　那文学呢?这个精神的流浪者,这个无所依傍的灵魂的飘零人,这个时代的游吟诗人和一无所有者,他还能再度寻找到他的故乡踏上属于他的那片“应许之地”吗?(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