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为其“中国学术大师系列”撰写《美学诗人宗白华》一书。中断了十几年美学研究的我，重操旧业，把我主编的《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版。此书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找来读了一遍，又找来关于宗白华的各种研究书籍，其中，包括王德胜的《宗白华评传》(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美学散步：宗白华美学思想新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宗白华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宗白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

　　不读不知道，一读才发现，有些词句似乎很熟悉，将它与我主编的《宗白华全集》等书一比较，才知道，其中抄袭实例不少。当今学术繁荣的背后，学术腐败对学界与高校的侵袭是怎样的程度!这几本书的作者不研究宗先生一再说明的“我自己自幼的人生观和自然观就是相信精神一元论”(《看了罗丹雕塑之后》，《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和“我始终是个唯心论者”(1922年10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419页)这一早期的唯心论哲学思想，硬把它说成是“素朴的唯物论”。事实上，宗白华在许多早期文章中都表达他的唯心论人生观与自然观，五四时期与宗白华交往的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郭沫若等，都有先后从唯心论走向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转变。难道宗白华就是那么神，竟然没有这个思想转变的历程？

　　更为让人惊讶的是，作者对于我的著作论点的抄袭。为了客观公布这些事例，我将其列例如下：

　　一、我在《哲人永恒，“散步”常新——忆宗师白华的教悔》描述宗白华青年时代追求知识的情景时写道：

　　“宗先生的青年时期，则爱读那优美的《华严经》，视‘圆融无碍’为认识的最高境界。又喜爱庄子、康德、叔本华、歌德的思想和王、孟、韦、柳等人的绝句，闲和静穆的境界，天真自然的态度，寓秾丽于冲淡之中的审美情趣，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的顿悟超感性论，叔本华的直观中深沉，物我交融，主客为一和忘情于无意志的审美直观，魏晋玄学主张得意忘象、得意忘言，这些思想均为相通。故宗先生和汤先生交往日深，情意益重。”(《宗白华全集》第四卷第774页)

　　7年后，王德胜在《宗白华评传》第63页中也写道：

　　“宗先生青年时期最爱读的，就是那词句优美的《华严经》——伟大庄严的佛理境界常常投合了他心中潜在的哲学冥思，并视‘圆融无碍’为人的最高认识境界。同时，他又极为喜爱唐代大诗人王维、柳宗元等人绝句中闲和静穆的意境，天真自然的态度，寓秾丽于冲淡之中的审美情趣。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顿见真如本性的超感性论，魏晋玄学的得意忘象、得意忘言，以及叔本华的在直观中沉浸，主客为一和忘情于无意志的审美直观，这些思想在宗白华那里都是相通的。这样，他与汤用彤一个在哲学系讲授哲学，一个在学生中讲授美学、艺术学，彼此因着理想、趣味的相投而相互赏识，交往日深，常常就学问和人生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

　　在《宗白华》一书的第41页同样有这么一段话，恕笔者不引了。

　　这一段引文中的抄袭，不仅达到“形似”，而且可以说进入“神似”境地。别的不用说，光就我在1992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审美文化学》第128-171页中有“审美感：感性·超感性”一章，以后笔者在《超感性：审美鉴赏的本质》中谈到：“超感性则是对感性的超越，又是对理性的感性回归；既是对情感的超越，又是对情感的沉潜。因此，……只有建立在感性与超感性统一于情感、超情感的基点上，才有希望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揭示审美的奥秘。在这一意义上说，超情感既是超越了感性的，又是超越了理性的；既是超越情绪的，又是超越情感的。超感性才是一切审美鉴赏的最本质的概括。”(《学术月刊》1993年第11期)1994年，又用“超感性论”来概括禅宗的审美特征。现在，才得到王德胜的“认同”，还大摇大摆地写进他的大著中。

　　二、我在《哲人永恒，“散步”常新》里写道：

　　“宗先生这种治学方法，正是受到他在留学德国时的著名美学家德索教授的影响。宗先生说，1922年，他从法兰克福大学转入柏林大学，德索已在那里教了25年美学和艺术科学。德索的名著《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已出版了15年。他提出要建立艺术学体系，从美学中吸收营养，又注重参观博物馆，主张凡是研究美学的人，要多看艺术珍品，用它们的成就去印证美学理论。德索说，公共博物馆里参观的人群，常常无目的地在大厅中拥挤，盯着图画中的难以辨认的符号，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不去欣赏艺术本身。所以，他呼吁，应当建立普及艺术欣赏的艺术理论，以丰富美学研究的思想，印证美学的理论是否正确。在德索这种美学观点影响下，宗先生不仅在回国后的《美学》和《艺术学》讲学中贯串这种思想，而且，也借在外国留学的机会和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宗白华全集》第四卷第777-778页)

　　王德胜写于1998年的《宗白华》(出版时间则在2002年)有如下表述：

　　“当时，德索已在柏林大学教授了二十五年美学和艺术哲学，他的名著《美学与艺术理论》一书也已出版了十五年，在西方有很大影响……德索认为，那些在博物馆里参观的人，常常不是去欣赏艺术作品本身，而是无目的地拥挤在展厅中，盯着面画上那些难以辨认的符号而莫名惊叹。为此，他主张研究美学的人，都应该多看艺术作品，用艺术的成就去印证美学理论，并呼吁建立一种普及艺术欣赏的理论，以丰富美学研究。这一观点，对宗白华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宗白华以后不仅在讲授《美学》、《艺术学》时具体贯穿了德索的这种思想，而且在一生的美学研究过程中也始终亲身参加了实践。”

　　我们再来看看7年后王德胜《宗白华评传》第55-56页，对于这段抄袭，作了怎样的修改：

　　“当时，德索已在柏林大学讲授了二十五年美学和艺术哲学，他的代表作《美学与艺术理论》一书，也已出版了十五年，……在德索看来，……那些在博物馆里参观的人，却常常并不是去欣赏艺术作品本身，而是无目的地拥挤在大厅中，盯着图画上那些难以辨认的符号而莫名其妙地表示惊叹。为此，德索主张，……凡是研究美学的人，都应该多看艺术作品，用艺术的成就去印证美学理论，并呼吁建立一种普及艺术欣赏的理论，以丰富美学研究。德索的这一思想，对宗白华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日后，宗白华不但在讲授《美学》、《艺术学》时具体贯穿了德索的这种思想，而且在他一生的美学研究过程中，也始终亲身加以实践，十分注意将美学探讨与具体艺术创作中的现象和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后面这段话，在删节号中，他加入了另外一些内容，力求让人们以为，这些创意不是从我的《哲人永恒，“散步”常新》里抄来的。

　　三、我在《哲人永恒，“散步”常新》里写道：

　　“去时他参观了巴黎的卢浮尔宫博物馆，回来时还参观雅典巴特农神庙和国家考古博物馆，卫城山博物馆，拜占庭博物馆，又去意大利米兰，参观杜莫广场哥特式建筑杜莫主教堂。在米兰，他参观了附属于圣玛利亚教堂修道院的餐厅，观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和科学家达·芬奇的传世杰作《最后的晚餐》，达·芬奇的故居，以及藏有拉斐尔《圣母利亚的婚礼》等名作的普雷拉宫内的普雷拉廊。在威尼斯，体味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描写过的14世纪末叶的城市风光，参观威尼斯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式、马罗克教堂、钟楼、男女修道院、宫殿……歌德和拜伦曾对它的繁荣古迹，旖妮风光，赞扬备至。他欣赏这里作为建筑艺术范例的圣马可广场和罗马拜占庭式的圣马可大教堂。他还在罗马居住了一个多月，这里像是一座巨型的露天历史博物馆，纪念君士坦丁大帝的凯旋门，威尼斯广场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威尼斯宫，古罗马的露天竞技场，古罗马的建筑物潘提翁神殿，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尤其是圣彼得大教堂，这座由几代著名建筑师的智慧所凝聚而成的丰碑，拉斐尔的壁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都使年青的宗先生，流连忘返。”(《宗白华全集》第四卷第778页)

　　同样，7年后，王德胜在《宗白华评传》第61页和博士论文《散步美学》第264页写道：

　　“归国途中，宗白华特意绕道意大利，参观雅典巴特农神庙、国家考古博物馆，卫城山博物馆、拜占庭博物馆；又往米兰，参观了杜莫广场的著名的哥特式建筑主教堂、达·芬奇故居及普雷拉画廊收藏的拉斐尔名画《圣母玛利亚的婚礼》，并在附属于圣玛利亚修道院的餐厅，亲眼目睹了达·芬奇的传世名作《最后的晚餐》。在水城威尼斯，宗白华亲临其境地体味莎士比亚笔下描写过的那种14世纪末叶的旖妮城市风情，考察了这里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教堂和钟楼、修道院、宫殿，尤其对圣马可广场和拜占庭式的圣马可大教堂这两个建筑艺术赞叹不已。在罗马，为纪念君士坦丁大帝而建的凯旋门、文艺复兴时期修建的威尼斯宫、古罗马的露天竞技场(在《宗白华》第40页里加上‘潘提翁神庙’，因为我的原文是用‘潘提翁神庙’)、万神殿(引者按：就是“潘提翁神庙”的另一译名，这说明，王德胜在1998年的文稿中，怕被看穿，改用一个名字。这种抄袭的方法，在他为浙江大学出版社编选的《中国现代名家文丛·宗白华卷》时，也常常应用)、圣彼得大教堂以及拉斐尔的壁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这些优秀的古代艺术珍品令宗白华痴迷不已，流连忘返……他在这座巨型的露天博物馆整整停留了一个多月。”

　　博士论文将此段略微变更为：

　　“春，自柏林返国。绕道意大利，参观雅典巴特农神庙、国家博物馆，拜占庭博物馆、卫城山博物馆；又往米兰，参观主教堂、达·芬奇故居及普雷拉画廊收藏的拉斐尔名画《圣母玛利亚的婚礼》，并在附属于圣玛利亚修道院的餐厅，亲眼目睹了达·芬奇的传世名作《最后的晚餐》。在水城威尼斯，考察城市风情及圣马可广场、圣马可大教堂等建筑艺术。在罗马停留了一个多月，参观威尼斯宫、露天竞技场、万神殿、圣彼得大教堂以及拉斐尔的壁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散步美学》第264页)

　　为了掩饰，王德胜在这段宗白华归国旅游描述的“嫁接”中，加上一句话：“宗白华特意绕道意大利，参观雅典巴特农神庙……”原来，“旅途中他曾绕道意大利参观游览，他到了罗马、米兰、威尼斯等地”这句话，抄自邹士方《宗白华评传》第90页。他让青年宗白华的旅游路线从意大利到希腊，再到意大利，将葡萄藤接到枇杷树上。

　　四、我在《哲人永恒，“散步”常新》里写道：

　　“这些手稿，虽因年代变迁而流失了一部分，殊为可惜，但从二三十年代一直至八九十年代，几十年的风霜，从南京迁至重庆，又从重庆搬回南京，从南京迁到北大健斋，又从健斋迁到朗润园，均未示之他人。就在十年浩劫时，宗先生将之藏于地下屋角。宗先生谢世之后，他的家人才将其整理(这是文稿笔记的叠放，非文字的整理，笔者校注)，放在一只旧皮箱里面。这使我们哲学界、学术文化界和美学界，将能领略宗先生的人格、思想和风貌。”(《宗白华全集》第四卷第775-776页)

　　王德胜在《宗白华评传》第73页里，又出现类似“嫁接”：

　　“这些未刊手稿历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从南京迁至重庆，又从重庆搬回南京；从南京迁到北大健斋，又从健斋迁到朗润园，几十年的风霜，宗白华始终珍视如初。‘文革’时期，为了保护这些手稿不被‘革命小将’们付之一炬，宗白华悄悄地把它们藏在了屋角的地下，直到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才将之示于世人。如今，这些都已成了后人研究宗白华美学思想及现代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重要理论文献。”

　　《评传》的作者要装扮成历史的见证发现者，于是想当然地编造历史。“文革”前，宗白华就被视为“无能之资产阶级教授”，住房条件很差，加上，宗先生曾经寻求出版社能够出版他的某些著作，可是，在没有人愿意出版之后，便不去碰壁了。当然，宗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把这些文稿连同已经主编和刊发文章的各种报刊杂志装在一个大铁箱里。在我当他研究生的时候，早在“文革”之前就放置在一楼阳台的屋角旁边，无人知晓。“文革”以后，“革委会”要他把已经很挤的房屋腾出一间给一位工人居住，他老人家只好睡在拥挤的客厅里，这时，摆在阳台的这只大铁箱也无容身之地，只好挪到第十公寓的过道里存放。宗先生告诉我，“文革”中，他实属宽待，未被抄家，担心受害，实无其事。因为他在招收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人家招收研究生是一级教授，他属于没有什么著述的学者。连我做他的学生也常常被人讥笑。这倒好，“文革”一来，朱光潜被勒令扫厕所，楼上常与他往来的黄子通教授被迫自杀，整幢十公寓的教授，绝大部分都被抄家，唯独他没有被抄。本来想出版著作的他，现在倒成了大好事。

　　从1949年南京解放至1957年，除了发现他在报刊发表一点感言之外，未见宗先生发表任何文章，更谈不到出版什么著作。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和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对于一位从“五四”时期便立下不朽功勋的学术大师所留下的不幸与遗憾的记录。

　　1989年，我在接到宗涛的信之后赶到北京，同于民教授从宗涛手里接过这批宗先生留下来的笔记。宗涛在信中和口头上一再表示，他和姐姐对于父亲的学问均属外行，无力参加收集整理。而且，这些笔记都是抄自别人的著作或摘录，写得很凌乱。但对于我研究他父亲的思想，还是有参考作用的。至于那些写着“北京哲学学会编”的哲学史，他更没有把握是否他父亲的作品，还是作为研究时参考，不要发表出来，以免弄出笑话。遗憾的是，他在收拾这些材料时，将一大叠他父亲保存了几十年的《时事新报》作为废纸全部扔掉了。宗涛为了支持我写好他父亲的思想研究，还特意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到了两部宗族家谱给我参考。这在当时令我非常感动。关于我整理校注和主编《宗白华全集》的情况，我将用另外的文章加以详述。

　　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王德胜既要抄袭这段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史和中国现代美学史具有重要意义的宗白华遗产的发现过程的佚话，又要装扮成了解内情的专家，因此，才会出现那样想当然的描述。

　　因为篇幅关系，我不得不删去许多例子。但从这些实例中，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一位“宗白华研究专家”的一些真实。

　　林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