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文化遗产之年。随着圆明园兽首事件，兵马俑发现三十年、汶川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等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文物和考古领域的事件与话题的不断出现，不但在圈内引发震动，影响更波及全社会。

　　本专题文 记者卜松竹

　　圆明园兽首拍卖

　　引发“文物追讨”方式变革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中国历代文物回流在今年初因为圆明园兽首事件而出现了一次舆论高潮。蔡铭超高价举牌却不付款导致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铜像流拍，在海内外掀起激烈讨论。而中国律师刘洋和同行们奔赴法国发起诉讼的行动，也开创了中国通过法律途径追讨流失文物的先例。

　　在巴黎“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之后蔡铭超表示：“我不会付款。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站出来，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对于这位可能从此被列入佳士得拍卖行黑名单的著名收藏家来说，他的行为意味着道德立场和爱国主义，相当多的国人也与他持有相似的立场。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眼中，这个举动虽然义勇，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物流失的追索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1月苏富比在伦敦进行的拍卖会上，明显地“疑似来源不明”的乾隆玉玺再度上拍，而且以4000万元高价成交。

　　虽然有专家认为中国文物回流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便已开始，但除了米芾《研山铭》、赵孟頫《勉学赋》等少数的例外，真正的顶级文物回流极少，大多仍是以中高档文物为主。而且流入又流出的情况也不时发生。例如今年，就在人们将目光盯在圆明园兽首上的同时，曾经流散海外多年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亮相2009年北京保利春拍，但6171.2万元的天价令国内博物馆和私人买家望而却步，终于导致这件国宝级古画“再流失”。是买？是讨？还是打官司？这是摆在中国流失文物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于是在年底，圆明园流失文物调查小组一行9人低调启程，奔赴海外开始为园中150万件流失文物进行身份登记。而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众多的中国私人藏家和艺术机构，远赴海外进行中国文物的摸查活动。或许在不久之后，建立起了精确数据库的中国买家和收藏机构，能够找出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新型文化遗产种类出现

　　今年年初，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宣布，2008年7月由校友捐赠的2388枚清华简(包括少数残片)，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5正负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在这批清华简中发现多篇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还新发现了周武王时的乐诗，弥补了学术史上的空白。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全年一系列重头文物和考古项目的序幕。随后，新中国成立以来龙门石窟第一次大规模窟前遗址考古发掘——东山擂鼓台建筑遗址考古发掘日前取得重大收获，出土文物1700余件。在广东，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水下考古项目——南海一号的研究渐趋深化，大量珍贵文物被清理出来。而以广州的第四次文物普查为先导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将“文物”的外延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乡土建筑、工业遗产、20世纪文化遗产、文化线路在内的新型文化遗产种类的提出，让这一次的文物普查前所未有地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