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月4日，法国作家加缪在意外的车祸中去世，这个噩耗当天成为了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曾经和加缪反目成仇的萨特，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得知这个噩耗后，即使服下已长期不服的安眠药也无法入眠，冒着一月份寒冷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所有这些，说明了世界与人类对加缪在意的程度，标志着他文学地位的重要、他存在的显著性，而他这时只有47岁。他是众所周知的文学成就标杆诺贝尔文学奖在20世纪最为年轻的获得者，他英年早逝，逝于创造力勃发、神采高扬的年龄段，给世人留下了对他未可限量前景扼腕长叹的惆怅与无穷无尽的遐想。

　　他，绝非一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

　　加缪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而后他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理解了作为人的他，也就理解了作为思想者、作为作家的他。他几乎完全像我们熟知的高尔基那样，是来自社会的低层，在殖民地阿尔及尔的贫民窟长大，不同的是，他通过了完整而良好的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精神境界的现代知识分子。清贫的生活状况，使他受到了多方面的历练，生存的压力使他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跋涉前行，而现代精神文化的思维与见识，则引导他奔向明确高远的境界，渗透着磨练苦汁的精神层次与心智境界也就具有了一种贴近大地的实实在在，这就形成了一个务实求真、充满活力的智者。加缪既是博大通今的现代文化大家，又绝非一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与书本知识两个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作品与论著？这是加缪使中国读者容易有亲切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无产者”的基本生存状况在加缪身上导致的一个主要印记，就是他的左倾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几乎可以说是天然的、必定的。事实上他曾经是共产党内一个非常积极并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家。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与反殖民主义斗争，在二战中，他更是地下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从事过不少秘密工作，特别是情报工作与地下报纸《战斗报》的筹备工作与领导工作，由于在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于1945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

　　应该看到，加缪的世界观与行为，并非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是自己在悲惨世界中学会的结果，他对这个世界截然不同于理论与概念的现实复杂性有充分的理解，而且，他是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与成长起来的，这里不同种族、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他精神上对法兰西与对阿尔及利亚的二元归向的矛盾体验与痛苦思索，更使他学会了任何理论学说都无法给予的东西。于是，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他成为了一个杜绝了抽象精神、狂热理论、偏激学说、狭隘党派利益的真正左倾思想家，一个从实际出发、保持了精神独立与自由人格的思想家、一个不跟任何学说主义、路线政策随波逐流，不附着于任何实体阵营的自由的左倾思想家。他的这个方面是应该为中国读者所容易理解的，也许是要以较大的包容度去理解的。

　　他，是文化状态从零突破的“第一个人”

　　作为一个获最高成就奖的作家，加缪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岁月并不长，他英年早逝，在有生命之年又长期、大量地从事了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且健康情况并不理想，从他开始写作的1975年到逝世，正如马尔罗所说，不过20多年，但他达到了世界文学成就的顶峰，这个不长的攀登轨迹应该说是相当辉煌的。众所周知，他并非出自诗书之家，他也没有从小就哦吟诗韵、摆弄格律的经验，相反，他完全是从一个在文化上、精神上赤贫的底层之家出来的，他是文化状态从零突破的“第一个人”。

　　他是靠什么攀登到了世界文学成就的高峰？我曾在拙著《从选择到反抗》中把加缪概括为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巨型的灵光”，要发射出强度的灵光，首先自己就必须是思想的、精神的火炬，而这正是加缪作为文学家首要的资质与品格。他巨大的、无穷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他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久远的精神传统人道主义，特别是继承了法国17世纪大思想家巴斯喀关于人生存与命运的哲理，把它加以发扬光大、丰富深化，特别难得的是，不仅使之具有了完整深邃的理论形态，而且还表现在、充盈在生动丰满的文学形象中，凝现为一部部传世不朽的文学杰作。这完整的理论形态，不妨直白简单称为关于人存在荒诞性的哲理，它全面涉及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而这一系列文学代表作就是《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鼠疫》、《正义者》与《反抗者》。它们无一不是充分、完整、有力地展现了加缪哲理的类母题。

　　他，有一种清醒的彻悟意识

　　在《局外人》中，一个并不复杂的过失杀人案在司法机器的运转中，却被加工成为一个“丧失了全部人性”的“预谋杀人案”，被拔高到与全社会全民为敌的“罪不可赦”的程度，必须以全民族的名义处以极刑。主人公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肆虐，死于把当事人完全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使之沦为“局外人”的现代司法的阴险性，他之所以被妖魔化而遭极刑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被观念、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并被精心编织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主人公默尔索不仅是司法荒诞的承受者与认知者，而且，也感受了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面对所有这一切，他自然也就剥去了人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有一种清醒的彻悟意识，即使面对自己的命运，也保持了最冷静、甚至看起来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似乎是在冷眼旁观自己命运的一个局外人。小说以深邃的有力度的现代哲理内涵与精练凝聚、富有感染力的古典风格，从问世之初起就赢得了全球的读者，成为了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名著。

　　寓言剧《卡利古拉》是加缪戏剧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作品，它虽然带有很强的思辩性，但对人类存在这个课题的触及不仅没有弱化，反倒更有强度。加缪让卡利古拉明白地宣示了巴斯喀哲理，体现了面对生存荒诞与世界荒诞的清醒认识与彻悟意识，明确认定“这个世界在目前的状态下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为此，就有必要促使世人对所有这一切，先要认清与看透。这个剧本写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出版于40年代上半期，无疑是针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的破坏与德国法西斯的暴虐横行，带有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倾向。

　　他，把人类奋斗概括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话

　　在加缪整个文学创作中，作为精神核心与思想基础的，是他著名的论著《西西弗神话》。这部论著从荒诞感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式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有规模、最具有体系的荒诞哲理。在加缪看来，人类对理性、对和谐、对永恒的向往与渴求跟自然生存的有限性、跟社会生活的局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作为、人类的奋斗跟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就是荒诞，这几乎就是他全部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

　　既然荒诞是一种必然，因此就有一个采取什么态度、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加缪从荒诞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种，并明确否定了前两种即生理上的自杀与哲学上的自杀，实际是对逃避人生的行为与精神上的自我麻醉以及一切有神论、宗教世界观神秘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所主张的是第三种态度，即坚持奋斗、努力抗争。他把这种奋斗抗争的人生态度，概括浓缩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话。西西弗得罪了众神，被判处承当推石上山的苦役，巨石由于本身的惯性总要滚下山来，于是，西西弗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然而，西西弗却不断推石上山，周而复始，坚持不懈，永不停顿。加缪把希腊神话故事加以藉用，以它构成了他的名著《西西弗神话》中的中心形象与最重要的一章，作为整个人类生存荒诞性的缩影，但同时又作为人类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人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的勇气、不畏艰难的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所有这些都昂扬在《西西弗神话》的精神里。我们与其说《西西弗神话》是20世纪对人类状况的一幅悲剧性的自我描绘，不如说它构成了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也许只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在品位上可以与之媲美。

　　他，深化了面对荒诞的反抗

　　在《西西弗神话》之后，加缪又把他的荒诞哲理与人类20世纪重大的正义斗争使命结合起来，创作出《鼠疫》与《正义者》，把人类存在这一个重要的课题阐述得更为完整深刻、更为充分酣畅、更为鲜活生动，以至他作为一个哲人作家，在同一个思想领域里，其影响大有超过一代宗师马尔罗与萨特之势。

　　真正引发加缪创作《鼠疫》的是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全欧肆虐的严酷历史现实与小说的贴切程度犹如影之随行。鼠疫狂袭、人群大批死亡的阿赫兰城，正是纳粹阴影下的欧洲的真实写照，阿赫兰城里的人们在面临毁灭的危机中奋起与鼠疫作斗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篇章，则是上世纪40年代国际民主阵营与法国抵抗力量全力抗击法西斯奴役的生动反映，最后阿赫兰城的人们战胜了鼠疫则昭示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鼠疫》一书是人类20世纪一次命运攸关的历史斗争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人性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史诗，在这部小说里，关于人应该如何面对荒诞的哲理，显然比加缪以往任何一部作品表现得更为明确清晰、有力度。

　　反抗荒诞、反抗恶的主题，在稍后的剧作《正义者》又有了延伸与发展。剧本取材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带有十分具体的历史确定性，在这里，荒诞就是黑暗的沙皇统治，就是充满了奴役、追捕与残杀的暴政，人物对荒诞的反抗斗争也是具体而明确的，那就是通过暴力反抗，推翻专制制度，解放俄罗斯。剧本表现的重点并非暴力反抗的故事，而是反抗者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特别是将革命行动与人道关怀结合在一起的理想。这种新人形象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显然是不可多得的，他们肯定会大大缩小加缪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距离。

　　在反抗的主题上，加缪继《鼠疫》与《正义者》之后，又写了一部专题理论著作来全面阐释他关于反抗问题的理论体系。既然存在着荒诞，就应该有面对荒诞的反抗，加缪在《反抗者》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在加缪看来，反抗者应该是突破了个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一己私利，遵循在一定社会范围里为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活力并在反抗过程中有助于人群，总之，反抗是有理性的、有价值标准与社会效益、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而反抗者则是大写的人、理想的人。

　　今天，在加缪逝世5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以《加缪全集》中译本的出版，对这位伟大作家表示了诚挚的敬意，这也是一次最好的纪念。这件事，正像不少同类文化事件一样，多少也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文化上具有多么强旺的接待能力，凝聚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加缪的认知与热情，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见解的文明化程度。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GDP大幅提升、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国有企业纷纷在海外进行并购与开拓的过程中，文化领域中却出现了功利主义张扬、精神倾滑、人文弱化的迹象，文化积累性图书市场的萎缩，“看图识字”倾向的出现，恶搞文化、媚俗文化的流行，等等……以致我们经常不知道有价值的严肃文化是否会碰到什么尴尬与意外。在此氛围中，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巨大的人文文化积累的热情，推出这位伟大人道主义作家全集的中译本，而且在50周年的时间点上踩得这么准，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柳鸣九(《加缪全集》主编兼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