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马文贵

　　-人物小传：前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主任，现已86岁高龄，曾在北海工作了三十多年。

　　“百团大战”之前，16岁的马文贵已经成为女兵。1949年2月，北京解放前夕，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小组共五人进驻北海公园，全面接管。从此，她从一位拿枪的女战士，转为园林的管理者、建设者。

　　她自己不愿意多说，可实际上对北海的极大功绩是，历尽曲折，“收复失地”——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单位和机构由于没有办公场所挤占了园林古建，腾退则是漫长的马拉松。收复阐福寺、静心斋、澄观堂、快雪堂、浴澜轩……都各有曲折故事，她却说，这些就不用提了，最惦记的就是那些没能完成的“任务”。

　　她也是北海公园三十年间风雨的见证人，因为特殊的位置，还目睹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北海仿膳的肉末烧饼，按照总理的提议进行了改良，一直延续至今

　　-总理遗体前我完全失控、高声质问，被视为“反对中央决定”

　　周总理数不清多少次来北海，后来患病住在305医院，与北海一墙之隔——过去那边还有个门，总理去世后，那个门给堵上了。总理在住院的那段日子里，常常从305医院进到北海公园里来散步。

　　周总理来北海公园一般都是午饭后。医生常要带些水果给总理吃。每次吃水果，总理都让秘书数一下在场的人数，按人数把水果分成若干份。吃之前，他先环顾四周问道：“都有吗？”待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肯吃。有时，我们就故意躲开或再三推让。每到这时，总理就会不高兴。秘书便低声说：“快去拿一份吃吧。不然总理也不会吃。”一次，医生只给总理带来一只芒果。总理见无法可分，就让服务员将芒果泡水，分给在场的同志们每人一杯芒果水。但是我们北海人就没有跟总理的一张合影，实在是不忍心。

　　虽说总理是到北海公园来休息，但每次来时秘书都提着一兜子文件。总理就在仿膳的过厅里批阅文件。那时的总理已经经过多次手术，并经常尿血。我们的服务员打扫完卫生间悄悄跟我说：那么多血，总理尿血太严重了。

　　周总理一直喜爱仿膳的饭，仿膳还在公园北岸时，总理就到这个小餐馆吃过。“仿膳”就是仿照御膳房的意思，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后，御膳房的御厨也都失业了。我们接管北海的时候，御膳房的6个厨师在北海北岸船码头那个地方开了个小饭馆叫“仿膳”，挺破的小房子。总理去那儿吃饭，为了安全，我就去摸了摸情况，得知这个私人饭馆原来还是公安局七处的一个派驻点——那时刚解放，北京城里的好多特务、坏人都去公园里碰头，公安局在北海也有两个点开展工作，这个饭馆就是其中一个。经商量决定，把仿膳和漪澜堂的饭馆对调，仿膳就从北岸搬到了今天的位置。仿膳后来闻名京城，都喜欢选择仿膳宴请外宾。

　　总理来了也不爱上屋子里去，就喜欢在大门口那过厅里坐坐。开始我们给沏了壶茶，搁个手巾板儿，他不要，说以后别给我弄这个，以后我可能经常来，我带什么用什么，别麻烦你们。

　　总理对园林古建和文物的保护，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故事了。最知名的是，为保团城，拆中南海福华门，将中南海国务院红墙向南移。来园散步时，向我询问起园内文物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情况。我向总理做了汇报，哪些受到毁坏，我们也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使一些文物古迹幸免于难。比如我们将白塔的眼光门用三合板封住，而后在白塔基座上写上革命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在很远的地方都能清晰看到。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又一次，周总理走到阅古楼前，询问王羲之的书法摹刻在什么地方？陪同人员告诉他就在阅古楼的二楼。总理叹息道：“二楼我是上不去了。”他叮嘱要把阅古楼的牌匾挂出来。要将里边的文物妥善保管好。后来公园的同志将园内保存的三册《三希堂法帖》拿给周总理看。总理就自己出钱，叫秘书将《三希堂法帖》送到故宫，对缺页、破损、排序颠倒等问题一一进行了修正，并重新裱糊后，又送还了北海公园。之后特别让邓颖超转告国家文物局局长，要他去看看北海阅古楼《三希堂法帖》的保护情况。

　　1975年5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公园散步，仿膳的经理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虽然只吃了不到4块钱的饭菜但总理还特意嘱咐秘书必须交钱。吃完后，对仿膳的经理说：“仿膳的小窝头很受欢迎，要保留下来。肉末烧饼也好吃。如果肉末里加上点荸荠和笋末，吃起来就不感到油腻，更加爽口。”从此，仿膳的肉末烧饼就按照总理的提议进行了改良，一直延续至今。

　　1975年7月下旬，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公园散步。总理注重仪表，以往来公园都身穿制服，衣着整齐，这次却穿了一件医院的白色病号服。当时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我就怕碰上人结果还碰上了，在那儿跟总理说话还不走。大夫也着急我也着急，后来我说大夫你给那个人递个眼神，让她走得了，总理这儿站不了了。那天，荷花开了，总理在湖边看了一会儿荷花就走了。

　　总理逝世后，北海公园的 30位同志获准去北京医院向敬爱的周总理做最后诀别。我们来到北京医院那间小小的告别室，好几个员工干脆就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不肯离去，后被现场工作人员强行拖出。我完全失去控制，高声道：“为什么把总理放在这么个小地方？我反对！为什么不让群众见总理最后一面？如果北京医院没有地方。把总理的遗体拉到北海，我们开开四个大门，让北京城的群众都来跟总理告别！”我被带到院子里，被视为“反对中央对总理丧事的处理决定”，要我准备接受审查。由于悲愤交加，我突然昏倒。后来，赵鹏飞同志出面担保，说明我是出于对总理的深厚感情，并没有反对中央决定的意思，并通知我老伴立刻接我回家，这样才免于对我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