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该如何应对时代？

　　2000年1月，《郭小川全集》出版座谈会召开，会议发言结集名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诗人郭小川90周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学者钱理群在发言中谈到:“‘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话题，引起我的思考、感慨、追问，‘一个人’自然是指郭小川，这里讲的‘时代’，应该有两个层面，一是郭小川那个时代，一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于是，就引发了这样的两个问题:如何看待郭小川？他和那个时代的关系？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郭小川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

　　正如钱理群所说，认识和理解作为诗人的郭小川，我们无法脱离他所处的历史语境；在今天，我们缅怀郭小川，尽管所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如何应对时代”这一问题上，他仍然对当下的诗人及其创作有着借鉴意义。

　　“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

　　“你从不会口出狂言，欺世盗名，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1977年，作家孙犁在“伙伴的回忆·忆郭小川”一诗中如此评价与自己同时代的诗人郭小川。“‘铁锤’与‘铁砧’这两个意象是对郭小川锤炼自己的诗艺的很好的隐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诗评家唐晓渡认为，郭小川对诗艺的精益求精，是一个诗人出于对诗本身的敬畏，他对诗歌是有自身要求的。

　　怀着敬畏之心的诗歌写作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而在郭小川所处的那个时代，诗歌与个人命运如此密切，密切到一首诗即可在瞬间关系一个人的祸福。“赶上诗歌为政治服务，后来成为规例，带有某种强制性，或者说被认可的强制性，整个大的氛围如此。在自己的感受和时代之间，在压抑不住的声音和事实上对他构成压抑的时代精神之间，他不断寻找平衡，而且找到了平衡，这本身是一种才能。在‘左’炙‘右’灼当中，他守住了艺术良知。”唐晓渡说。

　　诗人王久辛认为，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经典的继承与创化，对民歌的大量吸收与借鉴，对外来新诗的学习与“拿来”实践的尝试与创新，也是郭小川诗歌的精神来源。

　　“尽管郭小川的诗歌文体对现在的写作没有起到范式作用，而且很多人在回顾自己的写作过程时，也并不认为郭小川对他有过多大的正面作用。但有两个尺度很重要，一是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他写出了什么；还有就是怎么写，在诗歌的可能性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他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可能性。第二，作为一个诗人，在整个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是否有所贡献。”唐晓渡说，在强制性的语境中，郭小川找到了一条独特的既属于个人又与新诗发展相结合的路子，“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找到，郭小川是其中非常耀眼的。”他的《望星空》《一个和八个》《团泊洼的秋天》等都体现了诗人难得的诗歌才华，“并不是说要在诗歌史上给郭小川多么高的评价，但回头去看，他不仅是十七年，也是新诗史上不可抹杀的诗人。”

　　用学者王富仁的话来说:“郭小川在那个时代站了起来，成了一个虽然可以非议但仍然有自己的诗的诗人。”他认为郭小川是在十七年国家主义、政治主义、革命主义、集体主义的话语形式中表达着自己的激情，同时又在这种话语形式中进行艰苦的心灵挣扎的诗人。这样一个诗人也就体现了在那样时代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真诚的诗人的心灵状态。这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同时也带着那个话语形式的局限性。“我们现在的话语形式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当我们回忆那个时代的时候，我认为应该珍惜郭小川的那种真诚、那种诗人气质。”

　　对于郭小川创作中那些被今人认为是“应景之作”的作品，学者李洁非曾在文章中指出，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紧跟形势，总是积极地响应和配合党的工作，特别是‘斗争’的新需要，而且从其日记所述看，这种响应与配合并非应景行为，是发自衷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诗评家耿占春认为，郭小川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在以个人自由精神为基调的社会伦理的抒情精神和革命改造世界的狂热激情的“蜜月式”的结合背后，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分歧与误解。郭小川一方面是个带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又是一个代表着革命权力对文艺界领导的战士，两重身份间始终存在着尴尬。一方面权力要求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想象是包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与自由精神的，他们将自己的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投射到对革命的期待、对一个新世界的期待之中。

　　然而，“对诗的忠诚意味着对这种难以彻底放弃的自由精神的忠诚，就像在他的《望星空》里所表达的。革命根本不需要‘望星空’这样浪漫主义的行为，不需要在社会与个人的情感生活中引进这样的参照系。它超越了革命的目标与视野。在革命开始过于贪恋其获得的权力的时候，当革命早已不是‘诗’的时候，这就是说，革命除了权力与支配的幻想，再也没有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热情，作为一个诗人的郭小川在困难的语境中继续渴望提纯一个诗人的情感: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投入革命中的那份想象与热情的自我回收。”耿占春说。

　　今天的诗人面临没有现成道路的精神向度的探索

　　在纪念会会场里，悬挂着郭小川的年迈老友、老同事写来的祝辞，诗人贺敬之写的是“小川和他的诗，不仅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和明天”。守住艺术良知并在形式上不断探索，这无疑是郭小川能够超越时代的动力和表现。

　　“郭小川体现了在时代‘精神’发生畸变时期一个诗人所承受的冲突，也体现出他对精神的忠诚与对一个自身参与建设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精神’与一个‘时代’之间关系的状况。诗人是时代精神向度的一个敏感的‘测震仪’。”耿占春表示。

　　在唐晓渡看来，任何一个诗人，语境是时代给定的，但个人与语境的关系，完全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在郭小川的时代，这种选择很困难，要做很多妥协，认知上也有很多盲区，有很多困惑、压抑。“一个诗人面对其被给定的历史语境，同样守住自己的艺术良知，他有在这两者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探索意向，形式上的锤炼，最后在语言的结晶中产生的成就，我愿意在平行的意义上来看他。”

　　如何处理自身与时代的关系，又如何保持自己的精神向度，这是任何时代的所有诗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混同于时代大合唱。郭小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在那种历史语境中，他仍然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应对。”唐晓渡说。

　　前不久，中国民间诗歌最高奖“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获奖诗人之一北岛虽然没有亲自出席，可由他夫人代读的致辞中所指出的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症结，得到了许多学界人士的共鸣:“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北岛所说的就是当下诗歌与时代脱节、与苦难经验脱节。”唐晓渡说，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但我希望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危机。事实上诗人们本身，至少我看到一些诗人在应对这些问题。”

　　在他看来，直面时代并潜入到当代人的心灵内部，当我们说这话的时候，不同的时代意味也不一样。“现在面临的是多元的文化、多元的精神世界、多元的价值，与郭小川那个时代不一样。在他那个时代，选择要少得多，而整个的语义场也是比较整一的。现在相对来说是碎片化的，比较具有整体性的语义场也不存在。现实本身是分裂的，诗人们对现实的理解都不一样，也很难用统一的语言去描述。对一个诗人的要求，从诗艺的角度，难度更大。”以翟永明的诗歌为例，他说，她的有些诗感受到社会的痛点，同时也反省自己的诗人身份，她表现出自我拷问和内心的游移:“我有什么资格去谈论这件事呢？”“她的态度要复杂得多。”

　　唐晓渡同时表示，我们的不满足是“对诗歌在与急剧变化的时代和它提供的可能性之间没有达到对称状态的失望”。他曾用“泥沙俱下”来形容莎士比亚、金斯伯格等人的作品给人“喷发”的状态感。“这种状态，可能海子试图追逐过，杨炼甚至一直试图追逐这种状态，用史诗的方式说出来的雄心，但作品到现在为止还有一种饥渴在里面。这种饥渴是说，诗歌本身所提供的可能性，其背后是民族文化在转型过程中的巨大的苦难曲折，层层叠叠被压抑下来的经验，希望诗歌能找到一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而且是在美学上没有降格以求的情况下。”“诗人的才华、认知，他的穿透力，创造力、想象力，要达到一种综合的状态，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我们渴望有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弥尔顿式的人物出现，但我们还没有看到。”

　　而在耿占春看来，就今天而言，有许多“精神”，即有许多的价值意识，但失去了对时代的主导作用，换句话说，失去了社会实践功能。如果依然存在着一种实践性的精神生活的话，也不同于郭小川时代里的那种大规模的群体实践。如果精神向度既不是建造一个总体乌托邦社会的指导原则，也不甘于沦为无效的纯粹个体化的“内心生活”、即变成一种心理安慰的话，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条没有现成道路的精神向度的探索。

　　作者：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