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这是知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描述。2月7日《南方都市报》刊载了他与另一位学者应星商榷的文章《新父朽败之由来》，在文章里郑也夫又一次提到了这个让人其实有些麻木的刺激性词汇。

　　虽然是“商榷”文章，实际上这两位学者的意见差别并不是太大，都痛感于知识阶层的堕落，都在为中国学界的腐败而忧心忡忡。差别在于，应星更多将火力对准今天掌控话语权的学术领袖，对这群“父辈”的种种劣行展开了激烈批判。而郑也夫则主张，堕落的并不仅仅是哪一代人，更挑明了“用糖果塞住你嘴巴”的绝妙设计，设计之下，无数青年才俊志士仁人尽入彀中，整体堕落，也就自然而然。

　　这场谈论中，我更认同郑也夫先生。因为如果单纯纠结于哪一代人应该承担责任，一来未必符合事实，二来很容易遮蔽掉更为重要的东西。与应星先生的观点不同，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悲观的结论：学界中人，似乎是一代更比一代“成熟”。

　　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郑也夫先生还是应星先生，恐怕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说出来又能如何？似乎是要与他们讨论相呼应，两条相关消息几乎同时进入到公众视野，2月4日，《新京报》报道了北大法学院将要实行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将按工作量分配，而工作量则与所谓学术成果挂钩。

　　与此同时，2月7日，同样是《新京报》的消息，2010年中国研究生数量将继续膨胀，硕士研究生扩招5%，博士研究生扩招2.5%。

　　关于中国为什么出不来大师的问题，在这些年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批评中国高校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堕落，评判大学体制官僚化造成的评价体系之扭曲和论文大跃进，批评中国大学扩招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这些声音不可谓不强烈。但是将最近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高等教育恶化的程度只有更糟，没有最糟，所有的批评声音，其效果基本为零。

　　老师变成老板，教师或被迫或主动地大量制造论文垃圾，不断扩招的学生更谈不上获得良好教育，这基本上是中国大学今天的现状。而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自我运作、自我认可、自我表彰，则是中国大学越堕落、越膨胀的原因。

　　□谢勇(广州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