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电影贺岁档被人称作“贺岁季”，意指今年的贺岁电影档期拉长，所容纳的电影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一批专为贺岁档“定制”的贺岁片《花田喜事之2010》《财神到》等搞笑电影并没有收获到预期的票房，有的观众甚至把它们归入“烂片”一族。而张艺谋的电影发展到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其故事抽离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围绕着偷情、捉奸、杀夫、谋财害命的情节直达低俗搞笑，除了过度的票房诉求，还能给人们什么呢？难道娱乐“搞笑”就不能有意义吗？

　　不久前举办的“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本评选入围的电影则带给我们一股来自生活的清新的风：《清水的故事》以朴素真切的笔调描写小乡村的日常生活，表现城乡矛盾带给人们从物质到精神的阵痛与裂变，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惊天动地》《开头的那些日子》《走四方》等现实题材作品都有着积极的现实品格。唯有对历史、对现实有独特的发现和认知，才可能有审美意义和情感表达，也才能比真实生活更深刻更有艺术魅力。

　　近年“泛娱乐化”、“娱乐至死”、“票房第一”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电影有娱乐功能，然而不能因此而排斥电影的其他功能。在强调电影商业化、市场化的时候，把媚俗当成大众化，把生理快感当成美感，把“搞笑”当成喜剧，为了票房过分迎合低级趣味的创作现象时有出现。有的影片已然摒弃了思想价值、文化意义和审美功能，出现用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思维的创作倾向，追求产业实绩的同时，商业市场促使电影娱乐化的属性越来越膨胀，致使电影创作与现实渐行渐远。如何使经济效益和文化品格之间达到和谐共赢，如何处理商业与艺术的关系，是中国电影在产业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实题材影片大约占每年国产影片总量的70%，大部分为中低成本影片。相当多的主创人员浮漂在社会生活表层，缺乏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只能把今日中国丰富、复杂、变化万端的生活纳入简单概念的故事套路里。题材、故事不断被复制或反复拼凑。如对农村生活的书写，前几年的故事不外是“要致富先修路”，而后是“复转军人回乡带领村民致富”，再后来是“支教青年帮教贫困儿童”，近一两年又集中写“大学生当村官”；城市题材影片，离不开男欢女爱、争风吃醋、争抢财富……当然，故事近似尚有可能，但不应情节雷同，雷同的情节必然会有符号化的人物。现实人生和个体生命成了脸谱化的人物，浮光掠影的生活现象或是无病呻吟的矛盾冲突，哪里还有活泼的生活面貌？这些号称现实题材的影片，用观众早已烂熟于心的肤浅的思想意念拼凑成一般化的平庸的主题思想，这正是对现实的消解和回避。

　　从当前中国电影的现状出发，需要呼唤现实主义创作来增强国产影片的现实品格。

　　中国电影离开现实土壤，离开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离开底层民众普遍关心的生存、发展问题，离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精神和发展趋势，何谈电影的人文价值？何谈电影的现实品格？今天，更加需要提倡并坚定现实主义创作信念，要廓清时代精神与政治教化的不同内涵，分清粉饰、曲解生活的伪现实主义和对真善美的歌颂，区分自然主义的摹写生活与现实主义典型化地把握生活本质。现实主义创作要求创作者对生活不仅有真实性的描绘，更需要站在正面价值立场上，通过典型化的书写对生活进行判断、选择后的提炼。

　　处在社会急剧转型中的中国人正在经历着各种观念的变化和转型带来的阵痛、焦虑、无奈以及前进中的烦恼和对未来的冀盼，纷繁的生存状况为刻画人物性格提供了丰厚的生活依据。思想的深度、审美的价值必然集中在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描写上，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依然有现实指导意义。电影《铁人》塑造出一种血肉丰满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性格，王进喜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仍然是照亮今人心灵的火炬。《走路上学》生动地刻画了傈僳族男孩瓦娃渴望不再溜索上学的真实情态。他与姐姐面对贫困的坚韧、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映射出当今农村生存、教育的现状。开掘出人物真实丰满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才可能塑造出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映照出客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传达出时代足音。

　　真善美是现实主义创作的精神指向。电影的现实品格，不仅局限于描写当代生活。入围“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本的历史题材作品《沂蒙六姐妹》《梅兰芳》因为注入当代意识而同样有着现实品质。现实主义创作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朝着现代化转化，其开阔性、包容性、多样性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内质，而且其表达方式也不拘泥于写实性或再现性，黑色幽默、寓言隐喻、诗意抒写、浪漫情怀等等，如《李米的猜想》《走着瞧》都具有现实品格。可以说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皆可成为影片现实品质的基础。

　　强化电影的现实品质说到底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文化意识和艺术想象力。创作主体唯有把审美理想扎根于生活的土壤，才可能有拥抱生活、干预生活的热情，才可能正视社会矛盾，深度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创作出具有现实品质的电影，使中国电影在数量丰收的基础上获得质量的飞跃。

　　作者：任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