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的热潮，一个普通士兵暖暖的笑容被每个中国人所熟悉，他助人为乐的事迹传遍了五湖四海。

　　这个好战士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除了详细记载自己做的各种好事以外，还有很多学习心得、思想感悟和警句格言。他生前做下的大量好事，正是通过日记才被世人所知晓，他的许多光辉思想和格言警句，也是通过日记才得以张布，比如他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还有“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等等。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雷锋日记里，哪些内容是他自己所写的，哪些又是英雄抄录自别处的呢？比如日记中有一首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下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诗歌中对党的热爱，对旧社会的仇恨，都与英雄的身世及立场感情完全吻合。众所周知，雷锋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家中最后一个亲人，他的母亲是被地主逼迫上吊身亡的，作为孤儿的雷锋受够了旧社会的“鞭子”，解放以后才获得了新生，所以他对党和毛主席有无限深厚的感情。

　　上海歌舞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读到刚出版的《雷锋日记》，就深被这首诗所感动，很快，他为这首诗谱了曲，并把它寄给了《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当时朱践耳为它加上的标题叫《雷锋的歌》，并注明了歌词摘自《雷锋日记》。也就是说，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

　　此歌由来自西藏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生才旦卓玛首唱，后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才旦卓玛一举成名，她认为这首曲调深情款款，内容如泣如诉的歌曲，也正是她想对党说的心里话，几十年以后，在2008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才旦卓玛与索朗旺姆一起演唱了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

　　且回到当年。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一个名叫姚筱舟的年轻人，初次听到这支歌的时候惊呆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写的一首诗会被谱上曲广为流传，而词作者打上了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雷锋的大名。他没敢吱声，更没有做任何说明，因为和雷锋相反，这个写出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姚筱舟，出身不好且“社会关系复杂”：一个叔父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一个兄长在国民党海军某工厂任职；在台湾还有十几个亲属，在那个年代里，具备上述任何一条都会成为“重点专政对象”，至少是“内控人员”，所以，当时他的这首小诗都是用笔名“蕉萍”———焦坪煤矿的意思，登载在陕西焦坪煤矿的《总路线诗传单》上。现在，哪怕借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去和雷锋争署名权。经过反复犹豫思索以后，他只是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的歌》的歌词是他所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

　　朱践耳是一个严谨的艺术工作者，他根据姚筱舟写给他的这封信找到了陕西省铜川矿务局，据说当矿党委书记召开大会时问“谁叫蕉萍？”在场的姚筱舟都沒敢吭声。后来还是矿党委派人来把他找去，书记当面询问时，姚筱舟才心惊肉跳地点了点头。

　　之后，这首歌在《歌曲》杂志上正式发表时，就用了诗的第一句正式题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为“蕉萍”，又过了好些年以后，才改署为作者的本名姚筱舟。

　　但是，雷锋在这首歌的问世和流传上面功不可没。没有他把诗歌摘抄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没有朱践耳的发现；没有误以为是英雄雷锋的作品，这首歌也不会流传得如此深远。在以后几十年的传唱中，不管对以上的故事知道与否，只要一唱起它，人们心里仍然会想起雷锋，仍然会认为这是英雄雷锋的歌。　

　　高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