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左联?——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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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左联?
2010年03月15日 14:47 来源:文学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对于鲁迅和左联作家而言,左翼的内涵则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以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为使命,以平等、正义为目标,以变革、革命为手段,以文学艺术为辅翼。此后,广大读者从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听到了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长鸣,劳苦大众的呻吟和怒吼。左联的成立,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局面。

  一

  80年前的3月2日,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一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红旗在如磐的夜气中冉冉升起。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一间大教室里传出了鲁迅洪亮的声音。他号召左翼作家在为工农大众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深入实际,不断扩大联合战线,特别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跟旧社会、旧势力进行坚决持久地斗争。就是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会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被尊为中国左翼文坛的盟主。

  据冯雪峰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称中的“左翼”二字,是由当时中共中央文委主任潘汉年提出,而由鲁迅最终拍板敲定的。鲁迅不仅不反对“左翼”二字,而且认为用这两个字可以旗帜鲜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在中国的语义学中,或者是在西方的语义学中,“左”、“右”两个字的涵义都具有相对性和变迁性。由于人的双手通常以左为辅,以右为主,因而产生了尊右而卑左的观念。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西方也曾以左代表不义,代表恶,代表通往地狱的方向,而以右代表正义,代表善,代表通往天堂的方向。在现代政治学中,左右的涵义也并不稳定:有时左代表了拘泥与固守,而右代表了一定的妥协与弹性;有时左又代表采取暴力手段的激进,而右则代表采取渐进改良手段的稳健。然而对于鲁迅和左联作家而言,左翼的内涵则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以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为使命,以平等、正义为目标,以变革、革命为手段,以文学艺术为辅翼。此后,广大读者从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听到了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长鸣,劳苦大众的呻吟和怒吼。左联的成立,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局面。

  左联作家与左翼作家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范畴。左联作家专指参加过上海左联、北平左联、东京左联等组织的作家,人数统计不完全精确,据说有400多人,他们是左翼作家的中坚力量。而左翼作家应该是泛指具有社会批判精神,通过艺术形象为民族呐喊,为民众代言的作家。比如萧军,他的政治态度和左联基本一致,为避免宗派之争才没有加入左联。他对左联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脸上长了痣,就认为这个人的脸上全是痣,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好皮肉还是好皮肉,这要分开来看待。”鲁迅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提问时,也把没有参加左联的曹禺评价为近来最受欢迎的左翼剧作家。郑振铎、曹靖华、邹韬奋等无疑也是左翼作家。1920年10月最早在《新青年》上介绍无产阶级文学的就是郑振铎。

  二

  鲁迅与左联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曾经对两者的一致性强调较多,而有一段时间似乎又对差异性甚至对立性强调得较多,我感到都存在偏颇。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政治立场上,在认同文艺的阶级性和革命功利性的文艺观上,鲁迅和左联成员的认识可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文学是战斗的,“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所以一部左联史就是一部战斗史。但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作家和理论家,鲁迅在肯定阶级社会的人具有阶级意识的同时,也指出人并非只有阶级性而无人性;在肯定文艺的宣传效应时,也强调讲究技巧的重要性,因为并非一切宣传全是文艺。鲁迅虽然不相信文艺有旋转乾坤的力量,但仍希望文艺发挥“为现在抗争”的现实功能,不走在朝“帮忙”、下野“帮闲”的歧途。可见,鲁迅后期的辩证法掌握得比一般左联成员娴熟。

  左联的党团领导是否尊重鲁迅?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一言以蔽之。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有冯乃超、阳翰笙、钱杏村、冯雪峰、耶林、丁玲、周扬等人,担任过党团成员的有以群、周文、彭慧等人,他们对鲁迅的态度和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还有一个变化过程。正如同太阳社和我们社曾被视为同一文学社团,但两者对鲁迅的态度截然不同。冯乃超在左联筹备期间就改变了错误批判鲁迅的态度,丁玲遇到重要事情都要请示鲁迅和茅盾。在胡风的回忆录中,鲁迅和冯雪峰彼此对对方都有不满之处(《鲁迅先生》,见《胡风全集》第7卷,第107至109页),但是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冯雪峰就写出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反对创造社在一本大杂志中用半本篇幅来抨击鲁迅的粗暴做法。左联成立之初,他又在《萌芽》上发表了《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一文,肯定鲁迅杂文的社会意义,指出鲁迅是伟大的讽刺家和热烈的社会改革家。冯雪峰1936年7月撰写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彻底的为人生,为社会的艺术派,一个伟大的革命写实主义者”,更为鲁迅所首肯。特别是1931年初至1934年初,瞿秋白跟鲁迅在左联的活动中成功的合作,适时地矫正了左联成立之初的“左”的倾向。

  至于周扬,他1933年下半年出任左联党团书记时才27岁。他开始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坏,叶紫、魏猛克等左联成员都是周扬介绍给鲁迅认识的。1933年7月,也是周扬陪同鲁迅会见刚从日本归国的胡风。对于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鲁迅有褒有贬,这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写得清清楚楚。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鲁迅严词批评了周扬等人的一些观点和做法,给鲁迅肯定和支持的是当时中共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张闻天和周恩来。鲁迅答徐懋庸来信的文章是在盛怒之下写成的,措词极其严厉,但即使如此,鲁迅仍然指出周扬“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周扬晚年的言行证实了鲁迅判断的正确,所以周扬1989年去世时巴金不胜哀悼,在唁电中深情表示:“他活在我的心里。”冰心老人听到噩耗不禁“泪下如雨”,并托女儿敬献了一只装满白玫瑰的花篮。因此,“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与左联部分党团领导的分歧,并不能作为他对革命政党和革命文化幻灭并与之决裂的标志。

  左联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色彩的文学团体,当时虽然不受政权支配,但却受到政党制约。因此,如何评价左联的历史功过,自然跟不同人不尽相同的政治理念相关。但总体上说,仍属学术范畴,允许见仁见智。如果用文学语言来描绘,那就是左联战士在撞开新时代大门的时候,有时显得莽撞,有时急躁,有时用力不当。比如,左联、社联共同的机关刊物是《文化斗争》,这一刊物的矛头不仅指向“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而且指向“取消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真是四面树敌,结果仅出两期就夭折了。

  三

  直白地说,对历史人物的缅怀,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现实行为,不会是为怀古而怀古。那么,80年了,我们纪念左联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这次论坛的中心议题是《“左联”与文化创新》。我想,东道主之所以确定这个中心,是想在80年前的左联跟当今时代之间寻求一个精神契合点。在文化创新方面,左联的确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鲁迅、瞿秋白、聂绀弩、廖沫沙、徐懋庸等人的杂文是创新,茅盾、丁玲等人的小说有创新,田间、胡也频的新诗也有创新……在特定意义上,整个左联时期的创作都可以视为创新。创新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当今进行文化建设,如果离开了革命文学传统,那就会割断血脉,误入歧途。这是显而易见的。

  除开创新精神之外,我以为左联还有诸多方面的精神传统,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理想追求,二是底层关怀。

  由于时间仓促,我只翻阅了案头信手可取的两篇:一篇是瞿秋白1931年9月3日创作的散文《一种云》,另一篇是夏衍1936年4月创作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由于当时政治的高压,《一种云》这篇600字的散文中出现了一连串象征性的景物。读者可以明晰感觉到,辛亥革命之后的旧中国,好比“淫虐的雨,凄厉的风和肃杀的霜雪”,“一点光明都没有”。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好比“太平洋上的大风暴”,“大西洋上的狂飙”使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最危险的时候”。作者在漫漫长夜中期盼着黎明的曙光。那刚刚发现的彩虹,使他认识到祈祷的无用,只有靠自己去做霹雷闪电,才能冲破满天的愁云惨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许有读者会把“霹雷”“闪电”视为“暴力美学”倾向,但作者那种改造罪孽人间的理想和信念,至今仍使期待天边出现七色彩虹的人们为之感动——尽管当年瞿秋白发现的彩虹,虽然色彩绚丽但仍然有些朦胧,或者在希望与憧憬中含有若干幻想成分。左联战士跟瞿秋白一样,都是些在暗夜中仰望星空的寻路人。他们都是在白色恐怖严重,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投身于革命营垒。有的为理想入狱,如艾青,周立波,楼适夷,孟超,廖沫沙,丁玲等,有的为理想献身,牺牲于曙光显露之前,如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他们用一腔热血谱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

  跟瞿秋白在《一种云》中采用的象征手法不同,夏衍的《包身工》中采用的完全是写实的手法:纺纱厂车间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压轹。一群“现代奴隶”——包身工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中从事超负荷的劳动,每天做十二小时工,平均每人要吸入0.15克的棉花絮。他们像猪猡一般生活,被泥土一般被人作践。如果稍有差错,就会遭到殴打,饿饭,捆吊,关黑房间等等惩罚。夏衍接触包身工这一社会现象是在1927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他继续深入厂区,力求对包身工的生活作如实报道。由于夏衍打破了新闻性记叙和政论体议论相剥离的传统写法,将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自成面目,别擅体裁”,因而使报告文学在左联时期成为了一种成熟的文体。《包身工》发表之后,夏衍又创作了《“包身工”余话》,坚持为劳苦大众请命。

  也就是在今年1月,英国国家平等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指出英国当前社会贫富差距之大,已经超过了30年前,达到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破坏社会凝聚力,带来的不平等可能代代传递,对贫困儿童产生终身负面影响。英国的上述社会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左翼文艺运动本是一种国际现象,有其产生的共同社会背景。左翼作家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同情,对平等、正义的不懈追求,仍然是当代作家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精神传统。

  我们纪念左联,当然同时要吸取左联历史上的深刻教训。在这些教训中,除开左翼文化运动理论和创作方面的不成熟之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源远流长、盘根错节的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个观点并不是我的理论创新,而是历史上早有的结论。令人痛心的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不仅如刘少奇所说,在当时“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到后来更有变本加厉的发展。胡风的悲剧,冯雪峰的悲剧,丁玲的悲剧,乃至“四条汉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都跟三十年代文坛的宗派主义有着内在的关系。今天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倡不同的创作风格,发展不同的学术流派,继续促进文艺界、学术界的大团结,仍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任务。(本文为作者在“左联成立80周年学术论坛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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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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