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者：我希望自己是正方体

　　就像得道高僧死了之后有舍利子，在文学上，作为真正的作家，应该有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张者

　　一部《老风口》描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品，不太具备畅销书的元素，但它具备了引领读者进入历史、阅读、思考并反省历史的另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这是出自张者之手么？自称有“校园情结”的张者，因《桃李》声名鹊起，亦在《桃花》中游刃有余，不曾料刀锋一转走到大西北，走得如此彻底而绝决，走出了历史的苍凉与荒诞。

　　多年前采访张者时，他说，如果说写校园题材像轻灵一剑，那么《老风口》将是沉重的一刀，完全改变他的写作方式和语言方式。说完这话，一晃七八年过去了。

　　其实，“作家梦”在他胸中藏了几十年。从中学时写完《我的理想》作文之后，张者作家梦的小苗在同学的嘲笑中破土而出，并始终清醒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先读大学中文系，再读法律———为文学做生存的谋生准备。现在，他完全可以从容地坐在书房里，用他的“菜心时间”潇洒自如地写作，在他的文学梦里自由驰骋，将北京大学法律系导师对他“不务正业”的评语进行到底。

　　《老风口》的故事是从1949年开始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十万大军徒步向遥远的新疆开进。在马指导员的讲述和“我”的倾听与补充中，把那些“口述实录”式的故事，以一种文学叙述“双声道”的形式，顺理成章地缀合成了一个传奇化的有机整体，最终还以扎根、断根、无根、拔根、寻根的潜在脉络，完成了故事多重意蕴的生成。《老风口》所表现的新疆大漠边际的兵团岁月，不仅弥补了一段空白，一段遗忘了的历史，更满足了人们渐已疲乏倦怠的阅读想象。

　　读书报：在阅读中我感觉秦安疆是小说的灵魂。通过这部作品，你想向读者传达什么？

　　张者：秦安疆确实是书中的灵魂人物。虽然他看上去不是“男一号”，但他作为知识分子比较理性、比较聪明，对事物有独到的看法。这样的人到了那样一个地方，就遇到麻烦了，在开荒种地的主基调下，他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和整个人群格格不入，还和整个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格格不入。他代表了当时有思想、有文化、懂科学的精英，在那个时代的不幸命运。

　　读书报：书中有很多神秘的描写，比如幺妹和丁关的小儿子突然被风卷走，马百兴的儿子在大漠中突然失踪，为什么在马百兴这个指导员身上集中这么多悲剧？

　　张者：这样写的原因，一是地域的真实，在大自然面前，人太渺小了，一阵尘埃、一阵风就能把你卷走，不是我故意写得很神秘、很悲壮。我的同学就是在大漠上突然失踪的，不知跌入哪个坑里，立马被流沙掩埋了。作为人来说，开荒种地几十年，庄稼每年都收，好像有收获，一阵风来了，你最重要的果实——儿子都被刮走。人不可能控制自然。面对大的自然环境改变，人类无能为力。就像蚂蚁垒窝，一个小孩子随手一碰就可能倾巢覆灭，这是宿命。人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只能和天达到一种平衡，不能胜天。这样写反映了我的自然观、世界观。我写人和自然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是人不可能胜天，必须和自然达成和谐。所以小说结尾写到撤退，写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非常脆弱。

　　读书报：小说中有大量的数字支撑，你为这部作品做了怎样的准备？

　　张者：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新疆兵团和其他所有兵团不同，它没有地域边际，像掺沙子一样掺在新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让读者了解整个历史事件，读起来不犯晕不迷糊，我必须彻底理清那段历史背景，再呈现给读者。这是我写小说不愿意干的一件事，毕竟不是写报告文学。大量的案头工作很累人。故事早就有了，但是故事和历史背景是两张皮，小说结构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办。原来想一二三四五平行着往下捋，但是阅读起来还是隔，后来索性将两条线彻底扭成一体，采取把每一章分成上部、下部的结构方式穿插进行。

　　读书报：进行这样的准备，写作是否疲惫不堪？

　　张者：看了《老风口》，你大概以为我可能是脱了三层皮，觉得张者终于不耍花腔了，干了真活了，可能累得不行了，像有些作者写完了整个人满脸皱纹，满头白发，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那就太悲惨了。写的过程中轻松愉快，这个题材在我心中彻底化开了，糅在骨子里，随时可以信笔游来。

　　十年前就想写这个题材，曾经以中篇的形式试着写了一次，觉得把握不住，太厚重了，决定四十岁以后再写。现在构思成熟，语言系统、画面系统都成熟了，再写起来很轻松，每天从九点写到十一点半，睡个午觉，下午该玩就玩。我把一天中最精力旺盛、充满激情的时间用来写作。每天只在这个时间写，我称之为“菜心时间”，稍微有点累都不碰，一天千把字，一年后就成了。了解我的朋友都奇怪，说张者经常打牌，也不熬夜，怎么就写出了四十万字的长篇。

　　读书报：写得从容，我们读起来也感觉很从容。

　　张者：我是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是在编人员，可以分房子、领工资，衣食无忧。我一天用两小时写作，身心不疲惫，所以马上可以进行下一部长篇写作。我将来的写作都会这样，不想用某一本书发财，成大名，我就为了文学本身，老老实实写作，也不把自己累死累活。

　　中国很多作家应该有这个条件，却特别浮躁，特别着急，这对于文学创作肯定是有害的。一天八千字一万字，肯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头。文学不能着急，就是心平气和。

　　读书报：从《桃李》、《零炮楼》到《老风口》，你的作品好像不算是畅销书。

　　张者：我从来没想写畅销书。对于专业写作者，这一点既容易又不容易。想写畅销书就能写出么？在这方面很多作家是不清醒的。畅销不是文学作品高下之分的标准，单纯从畅销不畅销来衡量作品不对。这一点读者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历史说了算，这已经是一些有良知的作家的共识。目前整个社会有一种“从众”心理，或者叫“媚众”心理。知识分子恰恰不能媚众。鲁迅早在几十年前表明了他的态度。这种“媚”，现在网上有一个更时髦的说法叫“哈”。“哈众、哈商、哈权”是知识分子最应避免的三个领域。哈权、哈商对国家的民族文化来说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哈众”。知识分子不但不能“哈众”，还应掷地有声地立出标杆，应该是超前的，如果中国的民族文化没有这种人，就没有前途。写小说如果只为了发行量，不能算真正的作家。作家至少应该有探索精神，作为民族的精英分子———即便没有精英的身份，应该有精英的态度。就像得道高僧死了之后有舍利子，在文学上，作为真正的作家，应该有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我对先锋作家很崇敬，他们的探索对文学来说是有价值的。我写小说从来没想过是否畅销，尽自己的力量写出来对得起内心，对得起所谓作家的头衔，就够了。

　　读书报：从你过去的几部长篇看，每一次写作都试图在突破？

　　张者：每一个作家有自己的题材库，贾平凹写商州，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这跟经历有关。我的经历比较复杂，童年在河南农村跟外婆长大，十来年后跑到新疆兵团找父母，又去重庆上大学，之后到北大读研究生，经历丰富题材库也丰富，所以我可以写校园生活，也可以写抗战题材的《零炮楼》，还可以写新疆兵团。这种经历成就我的多面，我很得意，很高兴。很多作家用一种历史背景写作很难突破自己，但是换一种背景就很容易。假如我没有这些经历，写完《桃李》、《桃花》之后还写桃什么？恐怕在劫难逃，挖空心思也很难突破。但是我能写《老风口》，还让人刮目相看，这种感觉很好。

　　读书报：那你下一部可能写什么？

　　张者：有可能是城市题材。我希望自己是正方体，东南西北结合着来。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不断重复自己，读者没有阅读激情，自己也没有创作激情。永远让别人眼前一亮，这是作家重要的品质。

　　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