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葛利普(1870~1946)美国古生物学家，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有“中国地质学之父”之称。

　　葛利普坐着轮椅，手持美国国旗，横挡在地质调查所门口，这个67岁的美国教授正以一己之力，试图阻止日本人接管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这一幕场景，发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北平。面对强横的士兵，学者的努力并未成功，但后世的学人，一度将此称为“阿基米德式的反抗”。

　　这场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原本和这个美国人无关。1920年，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聘请这位世界顶级的地质学家到中国任教，目的在于为地质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培养最优秀的人才。

　　葛利普并未辜负丁的信任，他把自己后半生所有的精力，都托付给这个遥远、陌生而又落后的东方国度，为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也刻上了浓厚的中国烙印。

　　1922年，在浙江一带考察的葛利普，将距今8亿年至5.7亿年，以细菌和蓝藻为主要生命的地层年代，命名为“震旦纪”。这个现今国际通用的地层年代名称，原本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意为“日出之地”。

　　1931年，他将浙江长兴的“二叠世至三叠世国际地层标准剖面”命名为“长兴灰岩”，这也是唯一用中国地名命名的国际通用地层名。而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北京人”化石，也是由他所命名。

　　有一组数字为证：从1920年来华，到1946年病逝在北平，葛利普在中国整整26年,培养了270多名地质工程师，其中的22人，日后成为中科院的院士。

　　他是如此热爱自己的讲台，抵达中国的第二天，葛教授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上课。其时，北京大学时有拖欠教授薪水的状况，许多教授集体罢教。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却回忆道：“这个外聘的洋教授(指葛利普)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

　　最多的时候，他一个学期要开5门课程。晚年的葛利普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但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学生们总是能准时在教室门口，见到这个坐在轮椅上的身影。

　　在学生们眼中，这个美国教授上课时的激情，如同“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他经常这样告诫年轻的中国地质学者：“在这个国家里，你们是发展这门科学的先锋，你们是给正在建设的大厦增添经得起风雨的砖石呢？还是增添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砖石？”

　　对于葛利普，季羡林曾这样评价道：“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要归功葛先生……有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是我们中国大学的光荣。”

　　可中国也被葛利普视为“自己的光荣”。来华后，除了1933年代表中国去美国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26年中他再未离开中国，他生前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始终未能如愿。

　　对于日本侵华，美国老头表现出了“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的愤慨”。他逢人便说：“我要给我的朋友罗斯福总统写信，如果美国再不对日宣战，我就和他绝交！”

　　最为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北京大学南迁之时。因为身体状况，葛利普无法随校南行。当学生向他辞行时，他深情地说：“告诉南边的朋友，我为中国的前进祝福。”言罢，“老泪纵横，呜咽不能成声”。

　　随后，他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巨大的苦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始终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葛利普也被关进了集中营。4年后，日本投降，学生在狱中找到了他。此时，老人的神智已经不太清醒，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是我的学生吗？”

　　1946年，葛利普病逝于北平地质调查所的办公室里。在离世前，这个美国老人留下了最后一个愿望：“我死后，请把我葬在中国。”

　　他终于如愿以偿。学生们将他的骨灰归葬于北大沙滩地质院前院，这里亦是葛氏生前讲学之处。那些年里，许多新入学的北大地质院学生，都会到墓前深鞠一躬。

　　记者 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