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汪晖“抄袭”的事件，我是从“qq”的弹出新闻里知道的。“汪晖”二字，和“qq”组合在一起，首先给人一种非常“后现代”的喜剧效果，而和“抄袭”挂钩，就实在让人惊诧了。

　　然而在“爆炸性新闻”的促使之下，详读了王彬彬教授的“讨伐檄文”《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兼之又重温了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却让人在喜剧效果、惊诧之余，又感到莫名其妙。为了说明汪晖确乎“抄袭”，王彬彬教授还煞费苦心地总结出了几种招式：搅拌式、掩耳盗铃式、组装式……让人奇异，难道喜欢搞“学术规范”的人，连“抄袭”也要规范化么？然而无论各招各式，都无法说明汪晖著作的核心立意，哪怕是某一章节的立意窃取了他人成果。我想，即使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讲，汪晖的《反抗绝望》仍属于个人的创造性劳动，而与“抄袭”无关，充其量是“引文不够规范”。仅仅细枝末节处的“不规范”就被人与“品格不好”挂上了钩，这对于汪晖确实有失公允。

　　对于这一点，钱理群先生也曾经表示过，以如今的学术规范来要求当年的写作，也不够妥当。况且今天细化得近乎僵化的“学术规范”是否合理，“规范”本身是否也代表了某种学术界的利益划分？这仍然值得讨论。

　　但我想说的，主要是另一个问题。“抄袭”之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就如同“贪污”之于官员，“假唱”之于歌手，是种种令人不齿的行为中最令人不齿的一种———恰因为此，对于真正的“抄袭”才应坚决杜绝；但也恰因为此，这两个字本身也就变成了足以致人于身败名裂的“杀威大棒”。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知道，对于威力过大的东西，总应该慎重使用，哪个国家都不可能把核按钮像自动提款机一样让人随便乱按。但偏偏是“抄袭”这枚威力无穷的“翻天印”，被某些人使用起来却总是如此轻易、轻率。往轻了说，这有“草菅人命”之嫌，往重了说，或者往险恶了说，在这种气氛下，你要想“搞”谁可就太方便了。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都能体会到“反革命”这三个字的残酷性和“无穷妙用”，“抄袭”在今天的学术界，几乎有同样的效果了。

　　再加上在我们今天的媒体环境下，人们对“爆炸性”和“娱乐性”的追求胜过一切，而“学者抄袭”恰好也是很“爆炸”、很“娱乐”的一种事件，它非常能够吸引眼球。在这个前提下，就让人很自然地以“诛心论”去揣测王彬彬教授的意识或者潜意识了———他是否在以“抄袭”的“奇观效应”为工具，制造一个“很黄很暴力”的“学术娱乐事件”呢？

　　希望不是如此。

　　但无论如何，汪晖已经被卷入了一个“‘被’抄袭”门———不是被人抄袭，而是像“被就业”“被增长”一样“‘被’抄袭”了。这件事情的结果，也许只能像他本人所说的一样，等待学术界的“自有共议”，但也希望不会再有人被卷入类似的门之中。因为不负责任地滥用“抄袭”之名制造新闻的恶果，往往不比抄袭本身更小。我们本已脆弱的思想文化环境，更禁不起再多不良因素的破坏了。

　　□石一枫(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