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起家，近年来，在“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关系” 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研究，为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作出了重要阐释。4月 28 日，本报记者在北京就影视发展话题专访了张颐武先生。

　　张颐武教授说话语速特别快，稍不留神，他的语流就从你耳边淌过去了。他是个电影迷，曾将北京电影资料馆中的电影看了个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偶然一次与学生探讨电视剧《渴望》，张颐武受到很大启发，突然感觉到，很多跟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亟需理性解读，于是他以一个文化学者身份开始介入影视。

　　《千万次的问》与《我和你》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的热点是上海世博会，一如两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对这些热点你怎么看？

　　张颐武(以下简称张)：这说明中国的发展举足轻重，综合国力上升了，大事都办得了，而且办得很好。世博会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基础上，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新的象征性的起点，一个世界各国跨文化沟通、 世界和中国在一起共同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记：我们往往很关注开幕式。张艺谋执导奥运会开幕式，其实是在执导一部关于中国与奥运的电影。

　　张：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主题曲《我和你》，让我想起刘欢在《北京人在纽约》中唱的《千万次的问》，从这两首歌中我们会发现中国、西方和世界的关系，原来中国人讲西方、讲世界，基本上是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北京人在纽约》讲的就是中国人到美国纽约的生存之梦，这首歌唱道：“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这就好像谈恋爱一样，中国拼命追西方，西方人就是不理你。中国人对西方人是仰视的，充满了焦虑。

　　但是，15年以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主题曲《我和你》，就不一样了。过去是刘欢一个中国人在声嘶力竭地唱，向西方人唱，现在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人共同唱，这个变化是非常深刻的。从“仰视焦虑”到“比肩淡定”，说明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两首歌，十五年的距离，跨越了世纪，见证了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成长。

　　两双“袜子”

　　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结构重整和文化冲击，你其中谈到最明显的是消费观念的变化。

　　张：过去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如果我们现在也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工业就要完蛋了。现在是你越买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而以前是你越不买就对社会越有贡献。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那里面的陈排长进了上海，灯红酒绿，大上海的女孩眼睛都“放电”，有一个女孩子送给他一双尼龙丝袜，陈排长拿着这个尼龙丝袜心潮起伏，后来，他把山东老家未婚妻春妮给的粗布袜子丢到窗外，他“腐化”了，但经过教育，陈排长才没有被糖衣炮弹击中。

　　记：这反映了短缺经济年代的历史真实。那是个先生产后生活的时代。

　　张：画家陈逸飞先生说，中国人穿衣服都不讲究，穿衣打扮不够和谐。有一次他接受《时尚》杂志采访说，到北京和上海这种城市都买不到一双合乎心意的袜子。连袜子都要到巴黎买，一定要穿那种袜子他才觉得舒服。讲陈排长的袜子和陈先生的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已经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记：现在的年轻人也很讲究。电影《杜拉拉升职记》还没上映，电视上就开始搞人物时装秀了。

　　张：我买故我在。你戴的什么表，开的什么车，喝的什么咖啡，就觉得你是个什么品位的人。中国白领女士消费主义很厉害，消费不在使用价值，而是在找感觉。《杜拉拉升职记》是一部时装商业电影，处处都透出时尚气味儿。

　　“尿不湿一代”或“鸟巢一代”

　　记：现在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年轻人。他们在左右时尚走向。

　　张：80后、90后的年轻人啊，我用两个词来形容他们，难听的：“尿不湿一代”，好听的：“鸟巢一代”，向上飞翔的一代。

　　什么叫“尿不湿一代”？1987年开始出现了育儿的新方式：纸尿布。用布尿布，孩子尿了，妈妈就教育孩子不能随便“放任自流”，但现在用“尿不湿”，妈妈跟孩子在交流上就少了，孩子于是可以“放任自流”。

　　记：即兴性很强。

　　张：对呀，你看湖南卫视的超女节目，就是想唱就唱嘛。80后们，生长在中国富裕的时代，如果没有遗产税，在城市里的小孩可以从上两代那里继承三套以上的房子，所以他们特别敢花钱，是最敢消费的一代。

　　记：请你概括一下80后、90后的特质？

　　张：第一，他们表现自我想象力重于表现社会生活，他们不像我们对社会那么关切，他们关切的是自我的想象力。第二，自由想象力得到了发挥。什么穿越小说，盗墓小说、玄幻小说，离奇古怪。第三，也是很可贵的一点，就是关注人类的普遍问题重于关注中国的特殊问题。比如环保，过去我们吃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关注环保呢！

　　记：现在的年轻人视野开阔，从小就接触见过很多世面，外语普遍好。

　　张：原来一说到中国，我们自然就会想到罗中立画的油画《父亲》，皱纹满脸，充满沧桑，还有《大眼睛》，希望工程的标志画，目光里是中国小女孩对外部世界的渴望。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情况就变了，中国女孩春树2004年2月成为美国《 Time》的封面人物，很阳光，2005年5月9日的《新闻周刊》特别报道，一边是上海的东方明珠，一边是长城，主要位置是影星章子怡，很多人不喜欢她，但也要承认其影响力，在这上边，她就是中国的某种象征。

　　记：在中国文化输出这个问题上，你曾经说过章子怡的作用要比孔子大，引起争议。

　　张：我直到现在依然认为，孔子代表高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姚明、章子怡等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当然像章子怡等人都会有争议，但其实也不必因为争议就简单地否定其文化影响力，像迈克尔·杰克逊也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作为全球传播美国大众文化的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像韩国的经验是高端要和低端打通，让低端的大众文化能够取得广泛影响，增强国家的影响力。现在，我们也必须在两个方向齐头并进：一方面，把孔子为代表的高端传统文化转化为普遍性的价值，让精华迅速“走出去”，成为一种和世界的价值可以对话的价值；另一方面，利用大众文化近年发展造就的平台，对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进行研究和大力推广，为中国人内部认同的建构和外部理解的加深作出贡献，从而创造活力中国新形象。

　　对幸福感的要求在提高

　　记：当下的影视剧主要在考虑哪些群体，或者目标群体是哪些？

　　张：主要照顾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衣食无忧，但日常生活非常平庸，有向上爬的冲动，就产生了焦虑。所以，为了化解现实焦虑，他们就关注电影、 电视剧，让温馨的夜晚进入一个幻想中。

　　记：还有填补心理上的恐慌，比如一些空巢的中老年人，孩子大了，他们就只剩下了电视。

　　张：负担小了，人们对幸福感的要求也提高了。比如看《潜伏》就是要解决人的信仰问题。余则成的理想和信念虚拟弥补了中等收入者在这些精神层面上的欠缺，从剧中解读出来的职场政治也是吸引白领观众的“磁石”。而《蜗居》则表现了年轻人的现实物质要求已经和他们的父辈或兄辈完全不同，他们已经不再简单地期望生活的简单改善，而是期望一种和美国中产阶级相似的日常生活。

　　记：对中国“大片”你怎么看？

　　张：我觉得，中国大片，首先是最大程度上满足中国观众的精神需求，比如《建国大业》，它和以往表现解放战争的电影有所不同，它是由旧政协到新政协的历史来梳理和表现“新中国”建国的合法性，也就是将“新中国”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中的必然性上加以表现。是由感性的人物和生活细节展现了中国“大历史”的必然性。《风声》体现了一种以悬疑为特色的类型电影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这样一部中等规模的电影以“大片”的形态出现也显示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文化已经有了更加广泛的公众认知和更加灵活的运作。

　　记：全球化背景下影视剧的走向应该如何？

　　张：对外，要创造魅力中国，对内，要创造和谐中国。

　　本报记者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