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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院院士黄培云:我从未后悔回国

2011年09月23日 13:59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黄培云院士近影 郭小清 摄
黄培云院士近影 郭小清 摄

  88岁的赵新那老人膝上摊开着几本厚厚的硬皮画册,那是她为老伴黄培云精心制作的生日卡片——其实说人生纪念簿也许更准确——这些用心挑选出来的照片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顺序贴在大16开的册子内页。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段时光,这些被凝固的画面连缀起来,便构成了主人公的个人史。

  《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作者郑艳以此为访谈的切入点,追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黄培云丰富而厚重的人生历程,希冀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赵新那老人嗓门高而且亮,指着一张照片能讲上老半天。94岁的黄培云先生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从他飘向远方的目光中,能明显感觉到,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一生参与完成两件大事,一件是艰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学科建设。”经历过四处迁徙的少年时代、参加过由闻一多等教授率领的西南联大步行团、通过清华庚款留学选拔考试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走过很远的路、看过很多风景的黄培云来说,应国家之需回国受聘担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参与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创建,致力于开拓我国粉末冶金学科建设并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说我回来傻,我也听惯了,不在乎。嘴长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说吧。我自己认为不傻。”在国困民穷的年代选择回国,许多人不解,对于别人的议论,黄培云的回答带着他特有的执拗。赵新那记得,学校为黄培云庆祝70岁生日时,“培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

  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郑艳从黄先生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中,感受着由丰厚学养、丰富阅历带来的雅达散淡。走进黄培云院士九十余载的悠长岁月,我们得以探寻一段令人难忘的风云际会,得以从一个个被还原的历史细节中,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风雨求学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华大学97华诞纪念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重聚校园,深情地唱起清华老校歌。他们是已毕业70年的十级校友,最年轻的也有91岁了。再见同窗,黄培云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在那里,他学到了太多太多。

  黄培云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是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所以称为十级。

  “教学方针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较重视基础又各有侧重。我记得很清楚,入清华第一节上的是数学课,老师是郑桐荪。”物理吴有训、化学张子高、国文俞平伯、英文吴可读……对于这些教基础课的名教授,黄培云如数家珍,“老师们都以能够在清华教基础课为很大的荣誉”。后来黄培云才知道郑桐荪在数学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陈省身的老师兼岳父。“郑老师是个文理兼通的学者,业余时间研究清史,还写了很多诗。因此,他也要求学生基础要宽。”黄培云至今记得他的话:“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不稳定就容易倒下来。把基础弄得很宽,很扎实,你的学问才能够做下去。”

  第一堂数学课给了黄培云很大的影响。

  黄培云学生时代的记忆印证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

  恶作剧、运动、出汗,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是这样充满活力和趣味吧。黄培云躲过了新生入学时必须通过的一项叫做“拖尸”(Toss)的清华传统仪式,但对“斗牛”印象颇深。“斗牛”是清华学生自创的打篮球方式,就是打球时愿意参加哪边就参加哪边,打着打着觉得这边不好,可以转而加入对方反击原来的一方,对人数没有限制。这种自由的游戏成为清华的黄昏一景,当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跑到体育馆尽情地挥洒汗水,场面好不热闹。

  清华重视体育是出了名的,黄培云读书时体育部主任是马约翰先生,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00米跑步、跳远、游泳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我们那时候被要求‘横渡’泳池,25米,不爱运动的我几乎是连扒带抓游过去的。”说起当年“糗事”,黄培云自己也忍俊不禁。

  亲历了“一二·九”和其后的“一二·一六”运动,黄培云深深感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个梦想,“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黄培云跟随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到达长沙。

  在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张治中、陈独秀、徐特立等社会名流来校进行的讲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那一阶段的课堂既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课,也有不时传来的日军轰炸机警报声。

  武汉失守后,长沙的局势愈发紧张。1938年2月,教育部决定将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当时国内交通极不发达,只好分三路赴昆。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由教授任领队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沿湘黔公路步行进入云南。黄培云跟着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黄培熙参加了步行团,被选为小分队队长。

  “早上军号一吹,我们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饭便往前走。我们穿着黄色的制服,罩着黑色的棉大衣。因为经常下雨,每天都得带一把雨伞。还得带一个饭盒装午饭,背一个军用水壶以防口渴。”黄培云和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前把当天的见闻记下来。这样的记录使这段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但这本珍贵的日记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长沙出发,沿公路经常德、沅陵、芷江、晃县进贵州省,经玉屏、镇远、贵阳、安顺、镇宁、普安进云南省,经霑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长而艰苦的旅途中,黄培云和同伴们以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砺。

  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每当哼唱起西南联大校歌中的这一句,于风雨之途求学的感怀便涌上黄培云心头。在他心里,西南联大最值得怀念的是其自由宽容的学风,让老师和学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师生共同的爱国情怀。忆及那段难忘的步行经历,他说:“它不但锻炼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穷乡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间实际情况和大众生活的疾苦。”

  当时,同学间关于应该念书还是该去打仗的争论同样引起了黄培云的思考: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是否也应该跟同龄人一样去当兵,保家卫国?教授们开导学生说,战争总会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只有国家强大,我们才不会挨打。所以我们不能中断读书,不能中断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使学生信服,为救国而读书成为西南联大人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西南联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黄培云留在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担任助教。1941年通过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赴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非铁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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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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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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