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青年在新疆“别样”生活：也是我们的故乡

　　王奕涵为新疆哈萨克族学生讲解地理知识。照片由本人提供

　　李翊在病房查房时给维吾尔族病人做肺部听诊。照片由本人提供

　　 苗民田为哈萨克族牧民讲解养殖技术。 照片由本人提供

　　10年前，山东小伙儿苗民田从没想过，自己大学毕业后的人生，会从祖国的最东边，一下子就“挪”到了最西边。

　　李翊也不曾想到，今年过年，自己还和手里的病人麻溜儿地讲着天津话，如今，已经奔走在新疆于田县的病房里，能说上几句简单的维吾尔语，问候病人病情。

　　兵团、西部计划、援疆、高考、支教，因为不同的原因，来自不同地方的五个青年聚集到了一起，共同打上了“新疆”的烙印。

　　“那时候在网上输入关键词，什么也搜不到，地方太小，太远”

　　“我到新疆，闯两年就回来。”叮嘱了父母，苗民田攥着一张177元的硬座票，背上学校发给志愿者们的行李箱，便蹦上了绿皮的1085次列车。火车轰鸣着，载着苗民田和他的西部梦，从济南开往乌鲁木齐。

　　雪山、戈壁、哈密瓜、葡萄、能歌善舞会动脖子的少数民族同胞……50多个小时的旅途中，苗民田在脑子里一遍遍复习着以前课本上看到的新疆。“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当地的语言？不知道交流会不会有障碍？”

　　吉木乃县位于新疆北部，是苗民田的服务地，但去之前，他对那里的了解“几乎为零”。

　　“那时候在网上输入关键词，什么也搜不到，地方太小，太远。”苗民田也问过老师，但老师也不甚了解，只跟他们说：“你们学临床医学的，可能是要背个小药箱，骑着马到戈壁的毡房里去给人瞧病吧？”

　　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也不知道小儿子要去的是个什么地方，“早些年，村里人去新疆要七天七夜哩！”这是父亲给苗民田关于新疆的唯一“经验”。

　　今年27岁的赵建明，是《兵团日报》的一名新媒体编辑。在他四五岁的时候，爸爸离开甘肃老家去了新疆，一直到开始上学了，赵建明都没怎么见过爸爸。

　　“只知道他在哈密，在一个叫兵团的地方，但不知道具体在干什么。”想爸爸了，赵建明就写信。当时还没认得几个字，家里人就手把手地教他写。

　　“爸爸：你在干吗？什么时候回来看我？”赵建明后来听爸爸说，每次收到他写的信，“都忍不住地哭”。1995年的一个雨天，爸爸把赵建明和妈妈、弟弟接了过来，一家人终于在新疆团聚了。

　　一知半解下选择去新疆的，还有刚满23岁的王奕涵。

　　去年，王奕涵从南开大学毕业。和他一届的同学里，有的去了国家部委，有的出国深造，还有的进了大公司。

　　“当时我妈也特别想让我出国。”王奕涵说，那时，自己的托福也考完了，但一次支教团的宣讲会却彻底改变了他的选择。

　　会上，几个师兄师姐分享着他们在新疆支教的见闻，王奕涵被吸引了。“我觉得，像他们那样，才是真正的‘深造’。”

　　2013年7月，和其他13名志愿者一起，王奕涵“飞抵”新疆阿勒泰地区，成为当地中学的一名地理老师。

　　内地人觉得新疆神秘，新疆的学生们又何尝不觉得内地神秘？

　　王奕涵带高一，班上54个学生，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哈萨克族。

　　“第一堂课其实还是挺紧张的。没接触过这里的学生，和他们年龄差距又小，怕一上来就被‘拆了台’。” 王奕涵很在意自己的首次亮相，课程怎么安排，板书怎么写，中间怎么过渡……他在心里演练了多遍。即使已经准备充分站上讲台，王奕涵说，自己的手心里还是攥满了汗。

　　“老师，你是哪里人？” “老师，南开大学在哪儿？”“老师，你有女朋友吗？”“老师，你觉得我们新疆美吗？”面对这个外来的大学生老师，同学们却热闹极了。一连串轻松的问题，也让王奕涵放松了下来。

　　“老师，你们口里人（新疆人将内地称为口里——记者注）是不是觉得我们新疆的学生都骑马上学？你看到我们有楼房是不是很惊讶？”一个和自己一般高的男生站起来说，“我姐姐到口里上学，还有人问她高考是不是只考马术和‘空手套白狼’呢！”

　　这个问题抛出来后，班里一阵哄笑，但紧接着大家就沉默了，所有眼睛都齐刷刷地盯着王奕涵。王奕涵突然意识到，内地人觉得新疆神秘，而新疆的学生们又何尝不觉得内地神秘？他们也很想知道，像王奕涵这样的内地人，是怎么看他们的。

　　“来之前，觉得这里的人应该不怎么重视教育。因为偏远嘛，觉得他们可能对文化、对知识的渴求没那么高。”一位新疆库尔勒的同学也曾跟王奕涵讲过，他姐姐上学那会儿，一到摘棉花的季节就有人请假回家。夸张的时候，校长甚至还要到火车站去“抓人”。

　　但班里的孩子让王奕涵慢慢改变了这种认识。“每回考试，拿英语年级第一的总是哈萨克族同学。”王奕涵说，“也许是因为从小就接受双语（母语和汉语）教育，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和领悟能力特别强，而且还刻苦好学。”

　　更让王奕涵感到意外的是，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也格外上心。

　　一次，王奕涵同事班上的一个哈萨克族学生扰乱课堂秩序，被叫了家长，本来说了“妈妈来就行”，结果孩子的叔叔、姐姐全来了。

　　一进办公室，妈妈就用哈萨克语狠狠地训孩子，叔叔还一下下推着他到老师面前道歉。“虽然听不懂，但能看出来他们对孩子的行为很生气，突然觉得，恨铁不成钢的心，其实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王奕涵说。

　　“他要是再不听话，你就打他。” 妈妈不太会说汉语，临走了，还用哈萨克语嘱咐老师，姐姐就赶忙在一旁翻译。以后每周，姐姐总打来电话，问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上完课的晚上，王奕涵总习惯去克兰河畔走走。“以前认识的新疆都是图片里的、电视里的，听来的故事也只是别人的故事，我想自己去感受一个有温度的新疆。”

　　但小时候的赵建明，在新疆看到最多的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团场的条件并不算好，刚来的时候，赵建明一家4口都挤在爸爸的职工宿舍里。那是一间不足20平米的土房，屋子后面还长满了芦苇。“感觉还不如老家呢！”彼时8岁的他不理解，爸爸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方来吃苦？

　　“团场里哪儿的人都有，甘肃的、河南的、四川的、江苏的，说着各种方言。”赵建明说，这是兵团给他的第一印象。但让赵建明印象更深的，是成长阶段逐渐体会到的“兵团人身上的那股干劲儿”。

　　上世纪90年代，兵团还在大规模垦荒开地，治碱是其中一项最大的工程。赵建明说，团场在的地方，地理条件都不会太好，新疆的很多城市，都是一代一代的兵团人慢慢改造，才有了现在的样子。

　　石河子就是这样一座城。60年代，李金玉的爷爷从河北军区转业，来到这里。小时候，爷爷奶奶常跟他讲：“刚来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不毛之地，到处都是盐碱地、沙窝子，大榆树上面也全是乌鸦窝。吃的是包谷面，还有糖厂放出来的甜菜渣。”

　　如今，石河子以“戈壁明珠”的美誉著称于世。说起这种变化，李金玉觉得特别自豪，“那时候，哪敢想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真意和善良是不需要翻译的，你可能听不懂，却可以感受得到”

　　当绿皮火车到站时，苗民田还不知道迎接他的将是怎样的生活。

　　新疆吉木乃县总面积7000多平方千米，散居着近4万人口，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5个少数民族占到近三分之二。

　　苗民田的电脑里，装满了《春季养羊的技术》、《饲料搭配与牛奶高产》等教学视频。不同的季节，他要带上不同的教材，去牧场给牧民讲新知识。

　　“都不远，当天去当天回。”但他口中的“不远”，事实上距县城有60公里。每两个月，苗民田就要走完一圈。

　　冬天最难熬。每年10月，吉木乃就开始下雪，一直到来年4月，雪才化完。赶上“闹海风”，根本看不见路，扫雪车要昼夜清扫，才能勉强清出一条路。“有时候，雪落得比汽车都要高好多。”苗民田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最困难的还是怎么让牧民相信你。”

　　苗民田说，哈萨克牧民代代游牧，对他带来的新技术没有太大的兴趣。“牧民们对饲料营养搭配等新技术并不了解，普通牧民家一头奶牛的日产奶量只有六七公斤，还不到现代养殖技术下产量的三分之一。这样只能刚刚够本，挣不了多少钱的。”苗民田说。

　　但牧民们很难一下子接受改变。“你不懂，我们都养了几十年啦！”一位哈萨克族老大爷对他说。更有人用生硬的语气讲：“我知道怎么养牛，不需要你指导，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苗民田心里委屈，但他更着急的是怎么把新技术传出去。于是，苗民田拉上牧民去参观大型养殖场。“一对比，自然就明白了。”

　　刀肯家是当地典型的哈萨克族牧民。比腰高一点的土坯围墙，几根木棍搭的小门，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是屋子里的全部摆设，砖垒的炕上铺着民族特色的毡子，唯一的家电，是政府补贴发的21英寸彩色电视机。

　　苗民田和同事们想改变刀肯家的生活，苗民田给他们买来50只鹅仔、200只鸭仔，又手把手教一家人怎么喂养，一直“包办”到卖掉。5月到10月，苗民田跑了十几处市场、养殖场，“快把刀肯家的门槛都踏破了”。

　　如今，工作好做多了，苗民田一下子从被牧民拒之门外的人，变成了广受欢迎的人。当地人还给他起了个哈萨克族的名字——“别克”。一到牧区，就有牧民争着拉苗民田进毡房里吃饭。“别克是个好巴郎子！”这在汉语里的意思，是在夸他是个“好小伙子”。

　　“牧民们的想法都很朴实，你对他好，他就会加倍地对你好”。苗民田喜欢这里，这个当年跟父母约定“到新疆闯两年就回来”的年轻人，如今已自称是 “吉木乃人”。2008年，苗民田在新疆成了家。

　　“结婚的时候，房子也没有，结婚戒指也没买，连结婚照都没拍。我们把最好的感情和最好的年华都留在这儿了，对新疆是那种初恋一样的热爱，怎么还走得开？”

　　李翊的老婆、孩子还在天津。每天，他只能通过QQ、短信、电话，让自己感觉“离他们更近一些”。

　　201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了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的工作。

　　李翊是今年2月报的名，原本在天津市第一医院工作的他，和20几个同事一道，来到了新疆和田。

　　“以前对西部就一直有一种向往，觉得很神秘。”这是李翊第一次去新疆，自己所在的于田县，几乎90%的居民都是维吾尔族。

　　“第一感觉就是重症病人比较多，特别是呼吸内科的。”李翊说。刚来一个月，他就碰上了一位重症患者。这位72岁的维吾尔族老大爷，肺结核反复发作，在县里、市里治过多次，也只是略微改善。这一次，因为着凉，来医院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意识不清，全身浮肿。

　　李翊和科室的大夫们紧急制定了治疗方案，一段时间后，老大爷的病情控制住了，治疗也很理想。

　　“亚克西！亚克西！”出院那天，老大爷的家人一直握着李翊的手不放，不断冲他竖起大拇指。这种成就感让李翊很满足，更让他欣慰的是，病人和家属时时刻刻对他流露出的信任和尊重。

　　“查房的时候，经常碰到一些家属拿着馕、葡萄干、酸奶硬塞给我。”李翊说，平时看病，一直是有当地同事跟着他当翻译的，“但那时候，那种感觉不需要翻译。”

　　这种想法也和苗民田不谋而合。“我特别喜欢有个志愿者说过的一句话，真意和善良是不需要翻译的，你可能听不懂，却可以感受得到。”

　　他听到一声叹息：“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买我的馕”

　　到今年9月，冉文燊在新疆的时间就整整6年了。每年寒暑假，他就像一只候鸟，在重庆与乌鲁木齐之间来回“迁徙”。这一切都源于冉文燊2008年高考填报的志愿——新疆大学。

　　“从上大学开始，新疆这个词在我的心里，就从一个省份的名字，变成了我生活学习的地方。”

　　刚上大一时，冉文燊住在一个少数民族宿舍里，自己是土家族，还有两个室友分别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

　　“一开始还很紧张，怕自己对他们的习俗不了解，哪里做的不妥影响彼此的关系。”于是，冉文燊开始上网查，或是向其他同学打听，看穆斯林都有些什么习俗，再记下来提醒自己注意。

　　“不带饭回宿舍吃，特别是肉类的东西，一起吃饭要去清真餐厅……”这些细节成了冉文燊生活的一部分，“时间长了，就变成了习惯。”

　　两位室友都没怎么出过疆，冉文燊就成了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渠道。“一起聊天时，他们经常会问重庆是什么样子的，还去过哪些地方？”从他们那里，冉文燊也知道了不少新疆少数民族的故事。“越了解越觉得新疆是个好地方。”冉文燊说。

　　要是赶上“古尔邦节”（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记者注），冉文燊觉得就是在“发福利”了。学校会给每位学生发放民族特色的面包或糖果。室友们每次过完年回来，也会给他大包小包地带回各种吃的。

　　“就像我也跟着他们一起‘过年’一样。”冉文燊笑了，“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哪个民族，只要大家彼此尊重，互相理解，敞开心扉，相处就一定会是融洽的。”

　　冉文燊也成了家人了解新疆的窗口。每次回家，他就给爸妈看自己新拍的照片。

　　“这是伊犁，风景特别美！”“这是我们在那里遇到的当地人！”一张张讲解着照片，冉文燊感觉到，爸爸妈妈也和自己一样，越来越喜欢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啥子时候我们也去耍一下！”

　　但一系列暴恐事件后，冉文燊觉得，他的介绍越来越无力。

　　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时，冉文燊放暑假刚回重庆没两天。

　　“新疆出事了。”一条短信发了过来。里面的几个字，一度让他觉得这一定是个恶作剧。

　　“怎么可能？”虽然迟疑，冉文燊还是心里一紧。他没有顾上回短信，赶紧跑去电脑前查新闻，随后，电视上也开始播送相关消息。

　　“当时已经在乌鲁木齐待了1年，对这个城市也产生了感情，突然发生这样的事，觉得特别沉重，很担心新疆同学的安全。”冉文燊说，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之前对新疆的了解都很表面，一些深刻的东西，还了解得远远不够。

　　打电话给几个同学确认了安全后，冉文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此时，他的父母也看到了新闻，开始担心冉文燊再回新疆读书是否安全。

　　假期结束后，冉文燊回到乌鲁木齐，那种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巡逻的警察多了，火车站出来后一向很好打车的车站也打不到车了。路过一个维吾尔族大叔的馕店时，他突然听到大叔的叹息：“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买我的馕。”

　　“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冉文燊说。

　　“我们不怕，不走，这里也是我们的故乡”

　　“每次发生事情后，整个社会就会给新疆人贴标签，但从我的经历来看，很多维吾尔族人都很善良，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冉文燊说，每次有认识的人问他时，他都会这么跟对方讲。

　　赵建明的经历则更直接。

　　今年5月22日一早，赵建明正坐在公交车上。车刚进站，一个老太太就冲了上来。“出事了！爆炸了！”老太太慌里慌张，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我刚买菜回来，吓死了 ，好几声爆炸，都吓得不知道往哪跑了。”

　　赵建明工作的地方，距离文化宫早市只有两三公里。“忽然感觉，暴恐离我这么近。”赵建明说。

　　接下来的几天，赵建明一直在负责搜集相关报道。让他难过的是，事件之后，几起只是因纠纷引起的普通案件，也有媒体特别突出“新疆籍”等字样。

　　“许多网民对这点都很不满，我和我的同事也感到很无奈，将人和事贴上地域标签的报道是冷暴力、是歧视。”赵建明说，作为兵团的媒体工作者，他特别想向内地的同行呼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这个艰难的时期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不传播谣言、不报道歧视、不生产暴力。”

　　王奕涵也因此而为新疆人鸣不平。

　　“人们对恐怖分子的仇视，也不可避免地给新疆人贴上了标签。”王奕涵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受到外界这样的攻击和歧视。

　　“5·22”暴恐事件后第二天，他把微信里的头像换成了黑丝带，支教团里的好多人也都这么做了，这是新疆人民在网上发起的一种悼念逝者的方式。

　　“早就不说‘你们新疆’了，要说就说‘咱们新疆’。”他的这句话，还被很多学生转发。

　　但天津的同学和朋友是担心的，催他们尽快返程。

　　“老师，你们害怕吗？”“你们会提前离开吗？”“5·22”事件后，好多学生跑来问王奕涵。这时，距离支教团服务期满只有40天了。

　　“我们不怕，不走。”王奕涵很坚定地告诉学生，“这里也是我们的故乡。”

　　初到新疆时，王奕涵曾给朋友写过一张明信片。“这里人们很淳朴，这里的道路只有一条，这里的饭菜只有洋葱土豆西红柿。刚开始还有新鲜感，后来就觉得有些单调，远离了熟悉的环境，放弃一些习惯。”

　　但现在，王奕涵笑了：“我觉得物质享受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要有富庶的内心和恬淡的灵魂。”王奕涵说，这个生活了1年的小城，记录了他的成长和收获，他终于明白，老支教人为什么把新疆称为“心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