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缺位并非高考舞弊不止主因

　　近日，央视报道了有人组织大学生“枪手”前往河南高考考点参加替考的事件。之后，河南省招办迅速回应称，已向公安部门报案。截至24日，河南省已经核实杞县、通许县被替考生6名，其中杞县3名，通许3名。杞县、通许县已经调查并控制了考生家长、监考等相关人员23人。

　　公平、公正是考试的灵魂。作为全国最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高考事关千家万户的利益，招考过程中的任何一点不公都会刺激公众敏感的“高考神经”，有预谋、有组织的群体性作弊更会极大加剧人们对高考公信力的质疑和焦虑。为了维护高考公平，有关部门不可谓不下功夫，相关的技术防范手段不可谓不“与时俱进”。

　　然而，近年来群体性的高考舞弊却从未“停歇”，单就替考而言，比较出名的就有陕西洋县案、河南郸城案、安徽砀山案、云南宣威案、甘肃天水案等。今年再添一案。不少论者指出，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缺少一部统一的考试法，现行的与考试相关的法规、规章对考试舞弊行为界定模糊，惩戒不力，起不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要想有效减少考试舞弊行为，有法可依、加大惩戒力度的确很有必要，“考试大国”也迫切需要一部“考试大法”。但是，在笔者看来，舞弊行为频发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我们缺少考试法、现行法规威慑力不足，而在于舞弊者相信自己不会被发现，不会受到惩处。

　　比如此次事件，依据现行法规，替考大学生将被开除学籍。替考大学生几乎都来自重点大学，开除学籍与替考收益相比，孰轻孰重，他们心里很清楚。对于他们来说，开除学籍不可谓惩戒不严。然而，“过来人”的经验与组织者的鼓动使他们相信，自己根本不会被发现，不会受到惩戒——事实上，如果没有线人举报，或许他们确实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受到惩处。

　　已故法学家蔡定剑先生说过，“如果违法者受处罚的概率很小，即使再严厉的处罚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慑作用是巨大的。”当参与监考的工作人员被一路买通，再无外界的监督与举报，那么舞弊者被处罚的概率就几乎为零，任何高科技的防范手段、任何严苛的法律都会统统失效。

　　因此，要想有效抑制替考等考试舞弊行为，相关部门在完善技防手段和考试法律的同时，更应完善监督举报机制。在笔者看来，让考生监督考生不失为一条最有效的途径。对于高考等选拔性考试来说，考生与考生是竞争关系、“敌我关系”，最关心考试公平、最具备监督动机的是考生，除监考教师外，最容易发现谁是替考者的也是考生——只要措施到位。

　　比如，可以要求所有考生必须在开考前30分钟进场，考生进场至考试结束全程录像。在考前，考务人员应让每位考生逐一核对同场其他考生的证件并查验指纹。如果发现其他考生有替考嫌疑，考生可以在考试结束后通过专门的举报平台进行举报。同时，高校也应在新生入学以后，组织学生参与对身边同学的录取复审，学生发现替考及顶替入学者，也可以通过举报平台进行举报。

　　举报平台当由省级招办、公安、纪检等部门联合组建，并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共享、部门联动机制。同时，要给予举报属实者可观的物质奖励，并确保举报者不会因隐私泄露而遭受打击报复。这样一来，既可以调动学生的监督积极性，也可以消除小地方“掌权者”违法操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