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敏 彭薇

　　我国著名教育家霍懋征与世长辞，在她60年从教生涯中留下的精彩篇章与隽永格言，已成为人们心中永不熄灭的一盏明灯。

　　回望历史，中国教育家的身形如同座座丰碑。20世纪初，以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等为杰出代表，中国教育界名家荟萃，大师云集。今天中国现代教育的各个领域，许多都是由五四时期教育家所开创的。新中国的教育史，同样由众多教育家所“标识”：黄炎培、陈鹤琴、霍懋征、吕型伟、陶西平……他们活跃于不同年代，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改革创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最近，温家宝总理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温总理谈到，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充分发挥教育家的办学才能和特长，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

　　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优秀教师和校长，怎样的土壤有利于他们成长为真正的教育家？

　　坚守教育一线，莫“呼叫转移”

　　何谓“教育家”？教育界人士认为，教育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执著地热爱教育，潜心研究教育理论，长期投身教育实践，勇于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实践，提出独到的教育理论，出版系统性的、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述等。要成为教育家，“坚守”二字很重要。

　　首先要坚守教育第一线，甚至坚守一所学校。1956年，霍懋征被评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之后多家单位希望调她过去任职，有许多“高升”的机会，但她拒绝或只答应借调，最终没有离开小学课堂和孩子们。教育家们大多终身服务于一所学校，将办好学校当作毕生的事业追求，从实践中提炼理论，又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当下，沪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校长，如唐盛昌、刘京海、郭宗莉等，在各自学校任职均超过15年，长期与学校休戚与共，办学思路一以贯之。反观有一些校长或教师，按指令调动，几年换一所学校，或因工作业绩出众调入教育行政部门，无法在一所学校系统化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坚守，还需要耐得住寂寞。上海市特级校长、建青实验学校校长吴子健说，如今教育界有一种“呼叫转移”现象。一些教师和校长工作了三五年，稍有名气就开始被讲学、作报告、参加评审等各种事务缠身，逐渐远离课堂一线。一名优秀教师和校长，要成长为教育家，必须经得起名利干扰和诱惑，正所谓“甘坐板凳十年冷”，以数十年甚至终身努力，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育财富。

　　顶得住压力，真正以学生为本

　　一些中学校长指出，现在虽然办学条件改善了，但是他们遭遇的压力有增无减。如部分区县高度关注学生中考、高考升学率，与其他地区比较，还在区内按升学率高低给学校排名。学校评文明单位、校长老师评先进称号等，都与之相关。另外还有来自社会的压力，家长和学生对于考高分、进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有着强烈渴望。

　　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认为，无论外界“风向”如何，校长还是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以学生发展为本，顶得住方方面面的压力。这样，才能朝着教育家的目标迈进。闸北八中不按学生成绩分班，这个做法坚持了20年。一些家长表示不理解，此举也使得闸北八中每年流失一些好生源。但刘京海不改初衷，“我们培养学生不是和人家比分数，而是比人生”。学校一直探索，在不增加学生负担情况下，让所有学生学业不断进步；同时提高学生在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的素养，因为这些远比分数重要，让学生一辈子受用。刘京海认为，校长或许不一定最终能成为教育家，但应该具有教育家精神，懂得教育不能急功近利，要着眼学生长远发展。

　　教育家还要有研读学生的智慧。希腊一位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教师研究学生也是如此。吴子健认为，一位教师在一生的教育生涯中，不可能碰到一模一样的学生，教育很难被定量实施。有教育家精神的教师，会把学生看作一个个课题去解读解决。脱离了学生谈教育，一切为零。“好比科学家做实验，如果不亲自尝试，只靠助手告诉实验结果，是很难产生研究灵感和想法的。教育如果忽略了活生生的学生及其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的原生态现象，所形成的教育成果只能是建造在海滩上的楼房。”

　　少些“教育官”，才能多些教育家

　　如今，教育投入越来越大，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为何难以诞生教育家？有关人士认为，行政过度干预，是阻碍教育家出现的一大原因。

　　一位中学校长说，行政干涉太多，导致一些有潜质的校长放弃教育理想，转而对行政指令一味服从。比如，教育部门经常会在学期中举行全区统考。这就要求各校的教学进度是整齐划一的。但是，每所学校的生源不同，教学进度的节奏本应由教师调控，可为了应付统考，教师不得不赶进度。对教育部门来说，在规范办学基础上，应该适当扩大校长的办学自主权，评价指标应避免急功近利，要宽容教育成效的滞后性。

　　此外，校园里“官味”浓，也不利于教育家的产生。在中小学，一些校长面对上级部门，更像例行公事的“教育公务员”。缺乏独立思想和改革创新动力，怎么成教育家？大学里，“官本位”现象突出。国内稍微有点儿名气的大学一般都是副厅级，再高的就是正厅级、副部级，大学校长则是相应级别的官员。而且没有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的名教授中选任校长的机制。不少大学教师提出，有关部门要逐步淡化大学校长的行政官员级别，少些“教育官”，才能多些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