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63岁的吴启迪上世纪80年代自瑞士博士学成后,在同济大学工作了18年,从教师一直做到校长。2003年她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工作。
2008年,吴启迪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吴启迪离开教育部副部长的职位已近2年。在制订此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她担任战略组组长。
这部分是纲要的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吴启迪说,中国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
文理分科
支持和反对声音均等
新京报:听说这个征求意见稿经过了很多次修改。
吴启迪:我们公开的讲法叫16稿,但所谓稿不是指修改的次数,修改了无数次,重大修改有40多次。
为什么?在教育问题上,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比如公平和质量,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看法。像北京、上海,公众要求很高,他们经济条件比较好,享受优质教育的愿望很强烈,希望有很个体的教育。但大量的西部和农村,更希望公平一些。
新京报:纲要提出了对教育的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的方针,把公平排在质量的前面。
吴启迪:公平和质量之间好像有点对立。这些年对教育公平的讨论很多了,但是不能不考虑提高质量,特别是培养创新人才,座谈会中一些专家提得比较强烈,因为我们是处在世界的人才竞争中。所以这次我们把公平放在前面,质量放在后面,工作方针这几句的次序是有讲究的。
新京报:这次纲要制订中关于文理分科争议很大。
吴启迪:各种不同群体的要求不一样。征求意见后,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回馈的消息是支持文理分科和取消文理分科的几乎一半对一半,所以达成共识挺难的。
我以前在高校,我希望不要文理分科,希望学生进到大学来在文理修养就比较平衡,不要进来还要再学大学语文,甚至我们希望外语在中学就解决掉。我们的大学校长觉得不要文理分科。
但到了家长那边,觉得文理分科还能减轻点负担,一些学生喜欢理科可以多学点,文科可以少学点。尤其是这几年已经文理分科了,有些家长觉得重新不分科,以前的努力白费了,也就反对文理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马上在纲要中怎么去具体规定呢?我们有的话讲得比较原则,但是大家还可以具体去体会。
新京报:你做过大学校长,希望学生入学时各方面都比较平衡,但中学校长可能会觉得,高考靠分数录取,是你逼着我这么干的啊。
吴启迪:对啊,我能理解。所以这次纲要强调育人为本,就是要强调培养学生怎么做人,而不是仅仅用高考分数来衡量。当然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
新京报:为什么?
吴启迪:今天和以前情况不一样,现在有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说用人,片面追求学历。原来大专生不能应聘公务员,我做过大学校长都觉得这没必要,有时往往是选人没有水平造成的,因为他不好判断,那看学位就比较简单,这是比较偷懒的一种办法。这个问题最近已有些改变。
现在还有独生子女问题,家长都希望小孩特别优秀,每个都想去上名校,其实这是什么国家都做不到的,这就导致了今天这种状况。
学习型社会
终身教育体系很重要
新京报:这里就出现了公众讨论中不太关注的家长因素。
吴启迪:家长关心分数,进大学,进好大学,往往忽略了孩子的成长,包括他健全的体魄、心态、性格、道德等,这次专门讲到了家长应关注孩子的注意力和兴趣,不要把注意力太多的放在上大学上。
新京报:一位中学老师和我说,她在教育自己孩子时也很困惑。
吴启迪:老师也有子女,教育原则她也知道的,所以她会感到很矛盾。我想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的纲要指出来这个问题,要真的解决这个问题,这通过将来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所改善。
比如我们提学习型社会,你可以读完高中,暂时不读大学,因为以后还有机会,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
举个例子,发达国家高校的毛入学率要远高于我们,但有一个国家比较低,就是瑞士,比我们略高,也低于30%。原因就是这个社会已经比较理性。比如我们讲职业教育很光荣,但是没人信,因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比不过本科生。但在瑞士,钟表匠工资很高,一点不比大学毕业生低,所以不见得高中毕业就马上上大学。但瑞士统计出来全国人口中经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大高于我们,因为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大学,而不是高中一毕业就进。我们为什么紧张?因为人们习惯只有高考那一架独木桥。
所以我经常说,终身教育体系很重要。用人单位不要把公务员起点一定搞到大学毕业,他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再去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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