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此言一出，激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涟漪。

　　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说，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学做过不完全的调查，“当时城市大学生已占90%，现在估计只会更多。”

　　“从儿子读高中起，我就要借贷付学费了，大学……”广东德庆县马圩镇荣村的村干部老戴感叹。

　　现实远不止此。当了18年中学教师的杨明伟说，在他执教的县一级中学里，每年只有25%的初中生会选择上重点高中考大学，而18年前这个比例是60%。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但在广东社科课题研究中处于“未完成”状态。连日来，本报记者着手开展了目前农村生源在高校中所占比重的深入调查，以求探询每年挤入高校大门的千军万马中，农村孩子的脚步为何逐渐迟疑。

　　本版金语

　　“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在广东，总理的这句话到底是否符合实情？

　　无论今昔，孩子们都从自家起步。未作刻意筛选，上周本报记者着手调查的是粤西一条最普通不过的村庄。

　　儿子刚读上高中

　　老爸就开始借贷

　　德庆县马圩镇，隐藏在一条省级公路的旁边。时值砂糖橘的抢收季节，路旁杂乱地拥挤着一个又一个临时的交易帐篷。昏暗的光线里，布满了为这些果实忙乱不堪却心情烦躁的当地各村农民，他们希冀着在迎春年果市场做最后一搏。学校早已放假，各家各户赋闲在家的孩子们被大人们带领着，也投入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但是繁忙并不意味着丰收，“一窝蜂”的种植没有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交易市场内外，到处倾泻着因为来不及出售而腐烂的橘子堆。在距离镇政府不到5公里的荣村，村委会副主任戴兆楷一脸灰暗，“我种了十几亩橘子，辛辛苦苦一年，现在算算，卖掉这些橘子还要亏十多万元。”

　　老戴的宝贝儿子去年考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香山中学。“450人考中了90人，我儿子排30名。”言语之间他颇感自豪，并早早已经打探清楚，这所中学的学生每年能考到大专以上院校的比例是1/2左右。

　　按照老戴儿子的成绩来看，考上大学并不难，然而能不能上却似乎是另一回事。“不瞒你说，我虽然是个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元，这个钱连儿子在县城中学读高中一个月的伙食费都不够。”老戴儿子在香山中学的学费是每个学期1050元，“我们靠借贷交上的”。

　　但他表示，荣村在德庆还不是最穷的村，“也就中等水平左右”。“每个村民每年的收入不到4000元，连吃饭都很紧张，孩子上大学不借钱是不可能的了。”由于没有太多可供创收的环境条件，目前该村的村民主要靠务农为生，几年前风光的砂糖橘种植现在已成了“鸡肋”，各地一哄而上造成了恶性竞争，“现在我们批发价格才0.8元一斤，成本都收不回来。”整个村子去年最大的一笔集体收入来于租地，仅9000元。

　　“供不起，这是最实际的原因，有钱谁不想供大学生，但是有实际困难啊。”老戴并不承认村里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数量比过去减少，“因为社会进步，孩子们的素质比过去有所提高，这些年村里每年都有两三个考上重点本科。但是能不能读上，客观困难还是存在，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单亲，去年考上了也没法读，先打工，后当兵去了。这在农村很正常。”

　　两年前，在教育部主办的“高校可持续发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花费”，如今依然是这样。

　　老戴说，儿子的争气多少给了他很强大的精神支撑。在儿子就读的马圩镇中学里，招收的是全镇各个村办小学自然升读的孩子，“9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是全升的”。每一年，这所中学招收的初中生有450人左右，“毕业时其中70%以上会出去打工，大约30%会上高中。”具体到老戴儿子这一届，考上县高中的一共90人左右，其余的360多名孩子全部分流。

　　“我们村只能算中等状况。”老戴一再强调这一点。在马圩镇另一个村诰赠村的思落小组，村民大约有350人。在邻镇官圩镇沙旁中学任教的教师梁永波分外留意村民的状况。对于大学生有没有逐渐减少这个话题，他格外有兴趣。

　　“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大学生就业还比较吃香，村里都使劲培养大学生，才几百人的村民小组每年都有七八个大学生冒出来，最厉害的出国留学去了。”梁永波回忆，那是村里历史上最辉煌的几年。“但是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怎么听到有大学生出来了，我只听说2006年有一个考上了广东商学院。”

　　“主要是出路不好。”梁永波认为，“这几年村里每年都有五六个孩子初中毕业，其中有三四个选择读技校，有两三个被家里安排去种水果，基本上没有孩子会选择读高中，不读高中，自然就不可能读大学。”

　　初中毕业后孩子们

　　纷纷从校园“蒸发”

　　就在去年，该村有一个孩子初中毕业，会考成绩都已经达到香山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了，可是家里最终却让他去读了技校。这是让梁永波觉得最可惜的一个孩子。“家里人觉得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太高，但是出来后却可能连谋生都有困难，还不如早早出来打工做生意。”

　　“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我的感受是现在农村的重教风气确实不像过去那么浓厚了”，在德庆县一级中学悦城镇龙母中学任教的湖南人杨明伟已经做了18年的初中教师，多年来他的学生98%以上来自当地的农村。

　　“18年前，我教的初中班上，起码有60%的学生选择报考重点高中，而18年后的今天，顶多只有1/4的学生会考了。要了解为什么现在农村大学生越来越少，从初中开始就发生变化了。”他认为，让这些农村孩子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蒸发的最大原因有几个方面：学费高、就业形势和社会风气。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曾透露，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再往前追溯，中学并非农村孩子们进入大学的第一起点。农村的孩子们正在如何开启他们的求学之路？

　　回看荣村，全村人口约为1200人左右，该村村办小学容纳的学生数量约为200人左右。在过去的近20年里，这所建造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小学翻新过两次。“和我们住的房子相比，校舍还算可以，最大的问题是老师。”作为村委会副主任，老戴没少受村办小学校长的唠叨，“他每次跟我说的都是，能不能拨经费多招两个老师？”

　　年轻英语老师太抢手

　　只能在3个村“走教”

　　如今，这200名孩子的老师一共有7个。每天他们都在各个年级连轴转，一人身兼数个科目，“这实在太正常了”，老戴认为这简直不值一提。

　　让他最担忧的是英语老师。前几年，荣村村办小学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从肇庆师专毕业的年轻英语老师，“县级师范来的，很不错了，所以很抢手，只能几个村‘走教’。”

　　所谓“走教”，和孩子的“走读”不是一个概念。意思是，由于附近两三所村办小学都只有这一名英语老师，所以她必须每天“走着上讲堂”——刚在这个村上完课，就要马不停蹄地往下一个村子赶。不过，虽然“抢手”，这名英语教师的工资和其他老师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统一的标准，月薪1600元左右。“她虽然辛苦，但是别的老师一人教很多科目，也一样辛苦。”老戴说。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为解决农村师资短缺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城乡之间的生活环境和办学条件的差异、农村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交通不便等，众多农村优秀教师流向城市的趋势已属不可逆转。

　　像荣村这样期盼多年才盼来一名英语教师的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不愿到农村任教，即使来了也会迅速流失。据媒体报道，陕西省宝鸡市某农村高中统计，近三年就有10多名优秀教师流向城市，但县政府因财政不足，又拒绝大学生回县工作，造成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严重缺编。

　　去年12月25日，“南方网广东发展论坛”出现的一组紫金县旧塘小学岌岌可危的现状的图片，至今让人印象深刻。全校21名小学生，只有一名已届71岁的老教师。该校被冠以“广东省最破烂学校”的响亮名号，虽然情况极端，但多少浓缩了广东很多村办小学的窘况。

　　除了师资，同样不容乐观的是学校的教学设施，“校舍可以，但是里面没什么内容”。老戴坦言，村小学的孩子们从来不知电脑为何物，其他所有电教设备更是一应俱无，孩子们最熟悉也最永恒的，就是他们手里的旧课本。

　　“附近几个村子都这样，儿子说，读上镇初中后，终于知道电脑长什么样。”老戴憨厚地笑笑。

　　谁把农村孩子们

　　早早拦在了门外？

　　“到底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表示，他对这个问题早有研究。

　　1998年是高校扩招前最后一年，这一年张敏强正在担任中山大学高教研究所的所长。“教育部组织我们开会，谈高考改革。”没想到，这成为他关注农村孩子上大学问题的起点。

　　“当时我和广东省教育厅的一名领导上京，在恭王府闭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张敏强回忆，时任教育部领导召集各地高教专家，研讨英语高考是否要增加口语考查的问题。“教育部领导拍板，广东有改革条件，先做试点。”

　　可是台下的张敏强，心里却暗暗打起鼓来。出生在农村的他，最先想到的是这个改革对农村孩子将产生的不利。“我心里最清楚，广东的教育资源有多么的不平衡。不要说好的英语口语老师，就连优秀的英语老师都不容易找啊。连老师的老师都是中国人，各地都是客家英语、潮汕英语，对农村的孩子来说，考口语最先考的是当地师资的水平。”

　　与此同时，近几年大量师资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聚集效应”也让他深感担忧。 “综观近几年广东的高考成绩，过去曾经很优秀的广东粤北山区如梅县等地，现在也大不如以往了，主要就是因为师资流失。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东一直在推行标准化考试的高考改革。客观地来看，在高考改革中确实有很多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很多农村学校，连必要的实验设备或电教设备都没有，怎样开展课程改革？农村学生从小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连阅读材料和外界信息都没多少，怎样适应越来越讲究考察综合素质的高考？”

　　“又比如实行3+X，可是在很多农村的学校，实际状况是连教授主要科目的老师数量都不够，还怎么拨出老师来专门应付选择‘X’科的孩子？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班上只有一两个孩子选考某个科目，那么学校一定会因为没法配备老师而劝阻。”张敏强指出。

　　从那一年开始，张敏强敏锐地嗅到了高考改革对农村生源的不利影响。因此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广州，他马上在中山大学开展了一项不完全调查——到底有多少大学生来自农村？

　　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1998年中山大学招收的大学新生中，90%都是来自县城或城市的学生。“和我读大学的时候区别太大了”，上个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张敏强记得，当时班上像自己这样的农村娃占70%~80%。

　　一晃10年过去，一直在高校工作的张敏强感觉到，虽然连年“扩招”，但不意味着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里有增加数量和比例的机会，“扩招对城市学生更有利，我没感到农村来的孩子有增加。”

　　在广东的重点高校里，目前来自农村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占多大比例？记者分别走访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遗憾的是，各高校多年来都没有专门做过相关统计。“从来没有按照学生的来源做过分类，而且现在学生的户口界定也比过去复杂，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人力和时间才能完成。”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招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农村大学生比例

　　30年几乎降一半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的感觉，近几年农村孩子的比例在数字上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如果和10年前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减少趋势。”华南农业大学曾经负责招生工作多年的邓基泽老师认为，这主要是过去10年里农村和城市发展差距拉大的结果。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处的有关人士则表示，该校每年本科招生面向省内外达6300人，其中至少一半招收来自农村的孩子，从每年的贫困助学数据看，农村孩子进入重点高校人数逐年减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如果广东确实存在这样的状况，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坦言，目前广东还未就此问题作出相关的调查研究。“如果有足够的对比数字支撑，那么将是一个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问题。”他表示，按照人口百分比，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基本上对半分，“那么理论上高校里的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比例也应该达到1：1。”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因此有专家认为，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但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 ”课题组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课题组同时还对国家重点高校进行了调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 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 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

　　差距是高中阶段

　　机会不均等延续

　　与此同时，课题组对2003年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高校在校生的调查表明，2003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这一比例7.9个百分点。这表明近年来，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瓶颈还是在高等教育前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张敏强认为。这一结论和相关调查不谋而合——按照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200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030.95万人，按毛入学率52.7%计算，将有3500多万初中生流入社会。其中，这些流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农村初中生。

　　“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远低于扩招之后的高考升学率。进入重点高中的竞争比考大学更为激烈。高中教育已成为影响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最大瓶颈。”

　　张敏强指出，现实中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是整个教育体系结构性不均等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积累和延续。

　　近几年积极进行的教育改革，埋藏着不少不利于农村孩子的因素。“各地大力培养重点高中，大量的示范高中把生源集中起来，不断加大城市高中的优势。但是资源集中不意味着最大化，结果就是城市高中和农村高中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衡。”张敏强表示，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把多年来给广州一所省重点高中和一所县城高中的投入平均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你就会发现可能是数十万元和几千元的对比”。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无论是师资流动还是资源分享，广东已经到了有条件也必须作出改变的时候。一方面是每年大量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一方面是农村师资严重缺编。能不能把大城市和县、镇、村级学校教师的工资标准统一一下，让教师像公务员那样统一待遇？也可以像选拔公务员那样选拔教师，抬高教师的从业门槛，从而使更多高素质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他指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上给予农村的倾斜政策确实不多。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现实状况，那么我们是应该考虑作出一定的调整了。客观来看，近年来城市的成长系统要比农村优越，如果确实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会与经济发展产生恶性循环。”郑梓桢指出。不过他也提出，也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农村，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城市里也有“弱势群体”，比如城市的贫困人口等。“如果非改不可，那么要照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找出目前教育政策下最不利的社会阶层，找出主要矛盾，是对目前的教育政策作一定的调整还是根本性调整，这个课题非常复杂，需要谨慎对待。”

　　“不管如何，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如果寻找积极而迅速的做法，提示我们目前至少能做一些事情，比如把以学位为主的教育资源均衡化，能否通过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职业培训、剩余劳动力培训等方法来补偿农民缺失的大学阶段教育？”他认为。(来源：广州日报 文/记者 邱瑞贤 通讯员 杨明伟 图/记者 杜江(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