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一次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茅于轼再次把冒头对准经济适用房。他表示经适房存在着效率低、不能创造财富；购买机会不平等；创造腐败机会等问题，应尽早叫停(《武汉晚报》4月2日)。

　　对于经适房政策，茅老已不是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见，也远不是第一个反对者。尽管如此，他的这番高论还是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并很快被口水所淹没。坦白说，笔者也是反对现行经适房政策的，不过我的理由与茅老完全不同。

　　显而易见，不满经适房不能创造财富，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思维；担心经适房被腐败的权势者占有而干脆一停了之，则是显著的因噎废食思维。用这两种思维来抵制经适房无疑是苍白的。

　　我的看法是，经适房或许不该叫作经适房，而应当统称为保障房之类。它最大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低收入”的购买资格，无视中收入者(时髦的说法是“夹心层”)长期无住房保障的困境——从这点来说，茅老关于“购买机会不平等”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我认为，经适房只有扩大受众范围，将中收入者纳入其中，才有存在的意义。过于强调低收入资格，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对穷人不利。

　　全国各城市对购买经适房的条件都有严格限制，譬如规定家庭年收入必须低于多少，收入越少越能通过审批。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既是穷人，购房能力显然极小。目前，多数城市经适房单价都在三四千元左右，北京、上海等城市更高。譬如深圳，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其2009年经适房最高价达到5494元/平米，最便宜的也要4541元/平米。算算看，一套60平米的经适房总价应在20~30多万元，如果穷人们拿得出这么多钱，那他们就不是穷人了。去年下半年，武汉、广州等地新上市的经适房销量不到一半，足以说明卖房给低收入者是不太现实的。此前曾有消息说，有些穷人背负巨债买了经适房后，物管费、公摊电费等固定支出就成了巨大负担，更别说有闲钱看病、上学什么的。

　　但大量中收入者却有条件消化这些保障住房。这部分人既没能力买商品房，又无资格买经适房或租住廉租房。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也曾呼吁将经适房卖给中收入者，但这一建议很快被叫骂声淹没了。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也有经适房政策，不过他们的政策门槛比我们低。例如英国，经适房就覆盖了中低收入人群。这种做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稳定房价，使之不至于有那么多泡沫。

　　低收入者买不起经适房，还有廉租房可以选择；在高房价的背景下，中收入者却成了真正“被遗忘的角落”。事实上，面向中收入者的保障房政策，厦门市去年已经开始实施。这种“保障房”的价格比经适房略高，但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此举不但避免了保障房乏人问津的情势，也大大提高了政策效率——能使更多的居者有其住，难道不是最大的效率，最大的财富么？

　　经适房的门槛再降低一些，其保障意义定会有质的飞跃。至于买不起房的穷人，大建廉租房便是最好的保障途径——这点，茅老却是极为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