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切变化，离不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广州住房条件的改善，同样来源于改革开放的这一缕春风。也是从那时起，广州的城市建设加快，住宅建设发生了根本变化，居民住宅从低层向多层和多功能方向发展，居住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从1950年到1988年底，广州全市房屋总建筑面积共增加了5443.94万平方米，为1949年解放时房屋总面积的4.42倍。其中住宅面积增加2685.78万平方米，为解放时住宅总面积的3.44倍。人均住宅面积从1949年的4.5平方米增加到1988年的7.29平方米，一般的家庭都住进了单位公房。

　　然而，在人人排队等着房子的年代，分房成为一件特别为难的事情，按级别、按工作年限、按家庭住房困难程度、按关系……有要房者为了房子早结婚，有分房者为平衡关系牺牲自己……

　　口述：单位建房、福利分房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中，新生的孩子都长大了，孩子又生了孩子，而且基本都是五六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回城了，开始结婚生子；运动中被赶走的“走资派”、“右派”也陆续回来了，拖儿带女……挤在拥挤的城市中，大家最大的梦想是住进宽敞一点的房里。在当年，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是单位。

　　古志英，广州某大型国企老总，当年分管经济工作，从1973年开始，“除了生产，我的主要精力就是抓住房，几乎把所有能搞到的钱都用来搞住房。”

　　盖房的第一笔钱，还是向当年的资本家借的28万。而职工们除了工作，下班之后纷纷加入盖房行列。终于，第一栋7层楼盖起来了，40多户职工住进了新房。

　　然而，住房远远不够。年轻人刚进单位的三四年住集体宿舍都没问题，但是五年后一般都结婚了，集体宿舍不行，怎么办？古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在单位的大礼堂中，中间留出一条小道，两边用木板隔出一个个12~16平方米的小单间，新婚的夫妇都被安置进了这些“婚房”。当年有二三十户新婚夫妇都在那里渡过了自己的蜜月时期。然而，薄薄的一块木板如何隔音，小两口要亲热的时候也是颇多不便。无奈之下，有些小两口是将音乐开得老大，而不少小孩可能就在这些音乐中诞生了。

　　为了尽早解决职工们的住房问题，古老是绞尽脑汁。单位大院的地皮用完了，平房成了高楼，他又到外面买旧厂房、旧宿舍。

　　到了1997年，他足足盖了18000平方米的住房，改善了500多户职工的住房问题，在这期间，有人搬了一次家，有人搬了两次甚至三次，从几户人挤在一起的筒子楼，搬进了小套间，到最后，不管职工、领导几乎都有了人均十多平方米的房子。

　　总体来说，在那个年代的原则是论资排辈，哪个人级别高、职务高，早到单位、早结婚，就早分到房，房子就大。

　　要房者个个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分房者也不容易，虽然一般情况下总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如何平衡各方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堵住员工的嘴，古老自己一直没有分房，5口人在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多年，一直守到最后一批单位房建设好，才拿到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