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个继续改革的央行

　　周小川继续留任央行行长职务。

　　作为央行行长，并没有严格的任期限制，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便经历了四任美国总统，执掌美联储近20年(1987－2006)。周小川在任内推动了全方位的金融改革，方兴未艾之际，的确不太适合临阵换将。金融系统、汇率机制和资本项目改革都在继续，短期之内，中国很难寻找到另一位合适的央行行长来总揽金融大局。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中国的央行行长其实不必随政治周期调整。格林斯潘能干到近80岁，周小川行长再多做一任又有何妨？

　　周小川行长留任，除了稳定现有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系统，更重要的是要推进已有的金融改革。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金融环境复杂，在国际上，各主要经济体争相量化，推出无限期宽松政策；在国内，也面临着通胀压力与市场开放问题。要在复杂的环境下把握好金融发展与货币政策，未来的政策方向应该是此前央行管理层所形成的共识“管住货币，放松市场”。

　　过去多年，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而货币政策则首先要服务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格局下，中国的货币供应不得不采取“大水漫灌”式的投放，但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却不高，尤其是在微观金融市场，存在诸多梗阻，如融资体系不畅，基层的民营经济学的融资基本与国有银行的信贷绝缘，而民间资本搞金融又受到颇多限制，小贷、村镇银行都不易进入，只能玩地下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创新不够，一搞创新，就担心风险。监管层的担心来自于两块阴影：一是20世纪末的债转股剥离银行坏账，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面向未来，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需要在多重约束条件下找到平衡之道，远非“看守央行”所能胜任，如果抱着“维稳”的心态应对，可能将使后继者更难打开局面，令改革半途而废。

　　在掌控改革与发展的平衡上，周小川行长在过去十年间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最典型的是对于通货膨胀的严控，没有让中国步入恶性通胀的陷阱。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同属“金砖”行列的印度与巴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承受了两位数的通胀。在2004年、2008年和2011年，中国同样面临通货膨胀问题，周小川每一次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限制银行贷款的增长。虽然无法将利率上调至与国内物价稳定相一致的水平，但中国央行采取了大力度的量化约束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类的举措，事后看，比较实用而有效地束缚住了通胀的进一步抬升。虽然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有限，中国的重大金融政策必须获得中央的首肯，但央行行长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未来，中国的金融政策仍面临复杂的局面。今年下半年的物价上涨形势便可能不太乐观。中国过往的增长路径一直很简单，不计成本地推动经济增长，再想方设法“软着陆”。周小川在总结新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主要特点时表示，中国经济具有“转轨”特征，需要更加关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并始终把防范通胀风险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也正是这种坚持防范通胀风险的做法，才为中国经济迎来了稳定的黄金发展期。这也是他为后继者留下的重要财富。

　　周小川行长最终留任，也许将释放出积极信号。中国央行若想继续有所作为，只有继续推进更大的金融改革才有可能实现。中国需要一个继续改革的央行，而不需要一个“看守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