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朱文奇：握紧国际法 不做世界的旁观者

　　2012年8月这一月里，当我听到北京有人拦截日本驻华大使公务车并拔走车上的日本国旗时、当我读到中国警方将远在非洲安哥拉对自己同胞作恶多端的37名犯罪嫌疑人押送回国的新闻时、或当我得知中国国企由于欧洲杯高速公路项目而在波兰被起诉时，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任何的惊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了解国际法在我们中国的情况，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对涉及国际法律常识稍微有所了解及有所尊重，有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早晚的事。

　　国际法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范。教科书中一般强调它是国家相互之间关系的规范。但说的直白些，国际法其实就是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就是告诉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的规则。如在上述所提案例中，拦截大使座车并拔走车上国旗的行为，这关系到外交关系法和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国外犯罪并不等于可以逍遥法外，因为国际法上有国家管辖原则、司法协助及引渡等救济措施；在波兰项目的官司则涉及到跨国合同法以及欧盟法技术层面的规定，等等。总而言之，国际法不仅关乎国家和政府，而且也包括我们平民百姓的举止行为。

　　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如果没有国际法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制订出大量的规则，跨国界的人员、产品、资本和技术的正常交流几乎不能进行。反过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方方面面的关系，如政治、军事、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都是由规范这些交流的规则所构成的。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变，我们不再是旁观者。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环境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日益为世界所瞩目。此外，由于环境保护、人权及人道主义等问题的发展，世界外交的主体不再由国家和政府所垄断，而是在向民间发生位移。这种位移的直接结果是国家外交的不稳定性在增加，国家长期的外交目标很容易受到民间具体行为的干扰。就实际情况来说，中国社会一直涌动着爱国精神，民众对外交事务普遍怀有热情。但由于以往国家外交活动的透明度不够，媒体的专业解读跟不上，所以对外交重大事件的观察往往视角有限，理性分析不够，这也是中国在成为世界强国进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国际法的研究对象就是国际关系。国际法对维持国际秩序、世界和平与安全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国和其他国家已联为一体，不管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还是在经贸和环境保护领域等，涉外成分越来越多。毫无疑问，国际法在交流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全球参与的同时意味着全球的责任。中国的全球参与，完全有可能成为推动全球法治的一个重要契机。

　　我国需要人才。但谈到人才，一般往往只会想到科技人才、经济或金融贸易人才，很少听说国际法人才。国际法是涉及到国家能否理性地处理国际关系、赢得人心、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地位的法律规则，如果我们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又怎么可能顺利(也是有力地)解决我国在国际事务中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呢？所以，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培养我国的国际法人才而写。

　　国际法博大精深，其法律问题也纷繁复杂，所以要在一本书中对所有问题作全面介绍和解析，绝对不可能。本书不追求面面俱到，也不图四平八稳。在介绍和讨论国际法问题时特意选择的，主要是那些对于理解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因素能起到作用的部分。

　　本书共分十八章，涵盖国际法上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问题。有的重要问题，如关于南、北极的法律制度及其发展，由于时间所限而未能讨论。在这十八章中，重点是通过论述国际法在专门领域(问题)的法律制度，力求客观、准确地阐明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在方法上，力求通过案例来解析国际法原理和规则。当然，国际法是“动态法”(1iving1aw)，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国际关系的发展使得传统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发生了变化，如：追究个人刑事责任(国际刑法)、国际环境保护、人道法和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等，这些在本书都有所讨论。

　　在决定内容和范围时，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选择那些对于理解当代国际法的基本规则起重要作用的事件，如：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宣布独立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关于德国诉意大利的战争赔偿问题的判决、利比亚战争的合法性、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等。这些都是国际法上的新问题，有的还没有定论。之所以讨论这些，用意是想引起人们对国际法新问题的关注，并促进对它们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与世界已经实实在在联在一起的形势下，国际法的基本制度和概念应是我国各行各业都有所了解的一门学科。(本文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现代国际法》一书序言，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授 朱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