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城市排水难题法律是重中之重

　　一语中的：一些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城市排水的难题，是因为在诸如法律、资金投入、管理等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我国的城市排水规划、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的调整与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是一个最基本的约束

　　5月11日，民政部在官网上通报了近期南方洪涝灾害的情况。

　　据通报，5月8日以来，南方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风雹等灾害。截至5月11日20时统计，此次灾害已造成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5省区23市77个县(市、区)121.6万人受灾，其中，灾害造成湖南1人死亡、广西2人死亡。此外，灾害还造成2.9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

　　在受灾城市中，广东省深圳市虽未有人员死亡，却受到最多关注。据媒体报道，深圳遭遇了2008年以来最大暴雨，导致当地出现约150处道路积水，多个路段积水超过1米，20处片区发生内涝，5000多辆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营，约2000辆汽车被淹。

　　在暴雨中陷入内涝已成国内各大城市的通病，人们将其归因于早年规划落后，寄希望于新兴城市能够告别每年夏天的“看海”景象。然而，一直被视为中国最年轻现代都市之一的深圳，显然也没能成为“逢雨必涝”现象的幸免者。

　　深圳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调研员陈筱云对媒体表示，上世纪80年代，深圳建市初期排水管道标准较低，导致深圳排水管道的建设没有充分考虑未来城市发展。因此虽然在30多年的时间里，深圳市陆续修建了13700多公里的下水道，但遇到特大暴雨，这些管道不能及时将雨水排出，经常导致城市多个地区被淹。

　　国务院参事、国家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曾在公开场合指出，中国从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爆发后非常重视防治洪灾，在长江、珠江、黑龙江等“大江大河”都修建了足以防治百年一遇洪水的防洪设施。但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城市内部、“小江小河”的排水排涝设施建设，城市排水泄洪能力不足，以致疲于应付涝灾所带来的连锁反应，难以标本兼治。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我们的城市化十分迅猛。发展加重了城市的洪涝灾害风险。同样的降雨，过去城市面积小，排洪比较容易，现在扩张了，很多过去城外的河流都变成了内河，又不注重疏通维护管理；过去城市绿地、洼地、水塘都很多，雨水降下来以后自我调蓄功能很强，现在不透水地面增加了，没有办法往外排，就会出现逢雨必涝的现象。”国家减灾委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对《法制日报》记者表示。

　　比发展中产生的客观问题更严重的，是城市建设中人为对地下排水系统的疏忽。程晓陶坦言：“在城市建设中，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的是把表面上的高楼大厦建起来，排水系统有被忽视的倾向。而且很少有城市制订了系统的排水规划，都是发展一片做一片，缺乏长远的规划。”

　　他认为，因为政绩观存在偏差，在经济条件尚不是十分充裕的情况下，要把城市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城市管理者就容易将目光集中在地面上的东西，优先解决供水、污水、交通、供电等问题，而对排水系统则抱着侥幸心理。

　　2013年4月，鉴于暴雨等极端天气对城市运行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加之部分城市排水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调蓄雨洪和应急管理能力不足，出现了严重的暴雨内涝灾害，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求，2013年汛期前，各地区要认真排查隐患点，采取临时应急措施，有效解决当前影响较大的严重积水内涝问题，避免因暴雨内涝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2014年年底前，要在摸清现状基础上，编制完成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规划，力争用5年时间完成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改造，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较为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

　　程晓陶认为，要想做到通知要求，并非简单之事：“我们很多问题是发展造成的，发展带来风险，所以你做的事情，要比发展的力度还大，才能抑制这个风险，要是小了，风险还是会往上涨的。”

　　而这种“足以抗衡风险的力度”并非单个政府部门所能完成，它依赖于更好的制度安排和改革方案。

　　“比如修马路的时候要把共同沟修在底下，共同沟建设涉及交通、排水、供水、供气、供电、通讯等好多部门，需要有多部门联合作规划的机制。现在我们的发展规划是发展规划，防灾规划是防灾规划，是脱节的，规划都脱节了，行动怎么可能一致呢？”程晓陶直言不讳。

　　他认为，必须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综合手段来推动有利于整体与长远的工程措施，明确职责、整合力量、认清城市水患的风险分布特性与演变趋向。在这当中，法律又被视为重中之重。“一些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城市排水的难题，是因为在诸如法律、资金投入、管理等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程晓陶说，我国的城市排水规划、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的调整与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是一个最基本的约束。（范传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