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领导选拔干部讲圈子搞山头 苍蝇老虎共生共荣

“搞山头”式腐败张浩/漫画

　　“有的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上讲圈子、搞山头；有的为‘留后路’，违规提拔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等。”7月6日，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在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将“搞山头”的不良现象公布于众。

　　近日，检察日报《廉政周刊》记者在梳理多起贪腐案件时发现，“搞山头”已然成为贪官的惯用伎俩。“苍蝇”、“老虎”们以老上级、老部下、老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各类利益共同体的“山头”。这些形形色色的“山头”，成了大小贪官的“私人领地”，下属则变成“宠臣”、“家丁”。“山头”之内，组织被架空，权力被垄断，党纪国法被践踏。“搞山头”严重内耗着党的公信力与凝聚力。

　　特权立山头：

　　“宠臣”“家丁”结伙贪腐

　　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7月9日做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特别指出：目前，(一些官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组织纪律松弛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他们)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事实上，在这次访谈之前，多只“大老虎”因“搞山头”犯事被打，也进一步佐证了姚增科的观点。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后，揭开了其“贪腐山头”的一角。

　　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究其以上犯罪事实，作为“一山之王”的徐才厚，其“私人领地”的线路图跃然纸上。

　　记者还注意到，2014年3月3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3月31日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有资料显示，谷俊山由团级到正师再到正军，进而谋得总后副部长的大区副职高位。从“苍蝇”变成“老虎”，谷俊山用时不过8年。

　　不久前，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公方彬，在新浪博客发表题为《谷俊山贪腐案证明了什么》的博文。披露了谷俊山案部分内情，总结了谷俊山走上犯罪道路的深层原因。

　　“谷俊山搞庸俗关系，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公方彬写道。“他在自己管辖领域和范围内拉帮结派，搞利益同盟。他热衷和地方老板打交道，与一些有来头、有背景的人交朋友，经常一起吃喝玩乐，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办事，大搞权钱交易。”公方彬称，谷俊山长期搞生产经营，加上文化层次不高，思想政治水平低，“行为处事很庸俗”。开会时，谷俊山很少能讲出几句有见识、有思想的话。但到了酒桌上，哥们儿义气、江湖气全出来了，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匪气霸气十足。“缺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人文素养和品德形象”。

　　无独有偶，另一只“大老虎”薄熙来，把“搞山头”发挥到极致。他把其主政时期的重庆市打造成薄家“私人领地”和薄氏“山头”，自己成了“山大王”。有报道称，薄熙来实行“一言堂”统治，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所在的官场，只允许他一个人的魅力存在，其他人都是“家臣”、“家丁”、“蝼蚁”。薄熙来设计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鼓励放任那些肉麻吹嘘和“歌颂”。但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言词，哪怕仅仅是表示不同意见的人，他都要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动用暴力给予最严厉的惩罚，有些还是致命打击和非人道的迫害。

　　王立军是薄氏“山头”的“宠臣”，2007年底，时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经人介绍，与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结识。在薄熙来的“关照”下，2008年6月，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此后三年，王立军仕途通畅，从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路飙升至副省级的重庆市副市长，不仅成为薄治理重庆倚重的手下，也是薄谷家庭内务的重要帮手。其实际权力，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短短三年间，王立军在重庆警界树立了说一不二的“王氏山头”权威。为壮大“王氏山头”实力，除自带的“东北帮”之外，王立军还从江苏、湖南、黑龙江等地物色自己的人，调往自己管辖领域和范围内任职。

　　受访专家指出，在这些“私人领地”与“山头”之内，“家臣”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有“家法”，不知有“国法”。一切唯“主子”马首是瞻。这种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家臣”“家丁”的现象，已经严重阻碍党和国家政令畅通。任何视纪律为生命的政党、任何重视政令统一的国家，都会坚决铲除“家臣”产生的土壤。

　　官场拉山头：

　　同僚下属沆瀣一气

　　与特权大“山头”相比，官场的帮派“山头”，则往往有着紧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输送关系，两者共生共荣。对此，记者依时间顺序对以下案件进行了梳理分析。

　　6月14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前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记者发现，这位原副国级官员，曾努力树立其“反腐斗士”的形象。在其授意下，江西媒体刊发过《看苏荣反腐那股子狠劲》、《省委书记苏荣做的“第一等好事”》等褒扬苏荣反腐精神的文章。

　　有趣的是，一年前中央第八巡视组向江西省回馈巡视情况时，组长王鸿举所列出“问题”的第一项是：“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存在插手工程建设项目、谋取私利、节假日收送红包礼金等问题”。

　　此后，江西官场震荡不休。2013年8月至2014年2月，江西萍乡市常务副市长孙家群、市委秘书长张学民、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曾任萍乡市委书记)等官员纷纷被调查。2014年3月，江西副省长姚木根被调查；2014年6月3日，赵智勇因涉嫌违纪，免去其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后又免去其省委秘书长。

　　公开资料显示，苏荣任江西省委书记时，被免职的赵智勇曾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等职；被免职的陈安众，也与曾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苏荣有着3年以上的工作交集；2014年4月被查的姚木根，在苏荣江西任职期间，历任省发改委主任、江西省副省长。

　　苏荣落马不久，6月30日，去年12月被调查的公安部原副部长、央视原副台长李东生，被移送司法机关。就在李东生被移交司法机关之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被检察机关带走，随后媒体报道称，其涉嫌受贿罪，由吉林检察机关侦办该案。几乎与郭振玺事发同时，央视财经频道制片人田立武也被采取强制措施。

　　7月12日，又有媒体报道称，央视一位内部工作人员透露：“这里的‘山头’被切割得十分干脆，各个频道便是一个个大‘山头’，大‘山头’底下还隐藏着一座座小‘山头’。”他爆料，“山头”代表着利益。他们可以控制各类进入央视的影视产品、各种公益活动等标准，以此形成了利益寻租平台。电视剧中的广告收入，向来是央视收入的大头，他们也有着相当的话语权。

　　7月17日，这天新华网报道，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王素毅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内蒙古王素毅“贪腐山头”被铲除。

　　起诉书显示，这位副部级贪官精心搞出两个“山头”：一是“你给钱我站台”的“山头”。其中有7人，全是矿产、房地产等行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以房地产商居多。王素毅多次非法收受上述人员钱物，折合人民币近千万余元。企业主们送如此“厚礼”，王素毅自然“服务”周到。王通过召开会议、带员视察、发表讲话等方式为7人提供帮助。二是“你升官我发财”“山头”。由王素毅曾经的下属或地方官员组成。其中，向王素毅行贿“求官”的主要有2名官员，其中之一是李石贵(原巴彦淖尔市副市长)，2012年11月因受贿近1600万元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

　　对此，《求是》杂志研究员、党建专家黄苇町认为，能不能“抓老虎”，体现中共反腐的决心，因为位高权重的官员贪腐案件关系更复杂，查办阻力更大。但也不能忽略“拍苍蝇”的作用。基层官员的腐败直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直接影响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

　　村官扯山头：

　　“村霸”“寨主”为祸一方

　　近日，在中央巡视组集中向被巡视地区反馈情况的通报中指出，基层腐败“苍蝇”众多成为被巡视地区的通病。“苍蝇”虽然头衔不大，但“位”虽不高“权”却颇重，其贪腐的行为往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之恶劣甚至猛于“虎”。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村官搞“贪腐山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结成共同利益“小山头”，村官与利益人“抱团贪腐”。

　　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白湖寺村原党支部书记周松林，依仗其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搞起了“周记山头”。扬言“没有我周松林摆平不了的事”，村委会成了周松林的“一言堂”，当地很多人习惯称他“周老大”。

　　周松林还逐步将村委会其他成员引向自己的小“山头”。2012年，村干部张小清效仿周松林虚报退耕还林10.4亩，冒领退耕还林补贴1.5万余元；2013年，周松林和张小清以及其他4名村委会成员以发补助的名义私分土地补偿款7.2万元，每人分得1.2万元。事后，周松林交代，这笔钱正是他们从村民每家每户的土地补偿款中扣减下来的。周松林还把当地恶势力拉入自己的“山头”，对不服管理的村民大打出手，经常左右村委会成员欺上瞒下鱼肉群众。

　　2013年8月，嘉鱼县纪委对周松林等贪污挪用公款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6名村干部也被“一锅端”。经查，周松林等人违纪违法资金数额达140余万元。

　　第二类是破坏公平与秩序，“村霸”“占山为王”。

　　据7月13日《新京报》报道，河北泊头市寺门村镇侯落鸭村村民侯志强，是镇干部和村民公认的“南霸天”，平日专以敲诈勒索为生，其全部生涯几乎是在坐牢、出狱、犯罪再坐牢中度过。当侯第10次上门敲诈养猪户郑立海一家时，被郑立海儿子郑潮军防卫中意外致死，郑潮军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八年，今年6月10日，郑家拿着村民联名信，向省高院提请申诉，认为郑潮军实属正当防卫。

　　有媒体透露，38岁的侯志强是村上的坐地户，是出了名的“爱拉山头”、“爱打架”。2008年，因抢劫入狱服刑七年的侯志强出狱。麦收时，他和一位村民在收割小麦时，因联合收割机吵了起来。当晚，侯志强便带领十几名“山头哥们儿”，将与他吵架的村民及其亲属10余人打伤。

　　侯志强当选侯落鸭村长，更是被认为极端滑稽之事。很多村民说，2009年侯志强让多个“山头哥们儿”，挨门“请”村民到饭馆喝酒，让村民为自己投票。为了确保当上村长，侯志强还私自扣留了本应发到村民手里的选票，填上了自己名字后塞进了选票箱。

　　第三类是靠“歪门邪道”致富，全村“总动员”。

　　广东省陆丰市甲西镇的博社村“寨主”、村支书蔡东家，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制贩毒“山头”，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广东多地警方联合行动，出动3000余名警力，在直升机和边防快艇的配合下，通过“海陆空”立体围剿陆丰市博社村。一举摧毁了以陆丰籍大毒枭为首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捣毁制毒工场77个，抓捕嫌疑人182名，缴获冰毒近3吨，震惊全国。

　　据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郭少波介绍，警方曾多次进村查毒，但只要警察一进村，就会遭遇不法分子的围攻、谩骂甚至哄抢毒品等阻碍执法、暴力抗法的行为。

　　有分析认为，博社村成为“制毒第一村”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行动当天，警方就在村党支部副书记蔡汉武家中搜出了350公斤冰毒成品。除了蔡汉武存在参与贩毒、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外，党支部书记蔡东家成了村里贩毒团伙的“保护伞”，不仅放任村里制贩毒行为蔓延，还提供各种庇护和信息。一旦村里有人制贩毒落网，蔡东家便利用自己村干部和汕尾市人大代表的身份，通过行贿的方式“捞人”。

　　被访专家指出，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约束，需要打出一套“组合拳”：一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加强对“村官”权力的监督和管理，防止“村官”变“村霸”；二是提高“村官”法律意识，铲除其“搞山头”的土壤；三是将重大事项申报等内容引入“村官”管理，不给“村官”“抱团贪腐”空间；四是将党务、政务、财务“三公开”等落到实处，实现“村官治村”到“村民治村”的转变。如此，才能有效防治村霸猖獗现象再次发生。(徐伯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