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禁绝钓鱼执法还要多久？

　　湖南蓝山县交通局的视频显示，7月12日下午，60岁的陈作雄从大门进去三次，最后一次再没出来。两天后，清洁工发现其尸体，警方勘验系自杀。蓝山县16名目击者签字作证，7月12日上午，陈作雄骑两轮摩托车在东门桥头，遭便装执法人员“钓鱼执法”，车被扣押。当天下午，陈作雄写了两份“申冤书”，一份留在家中，另一份带在身上，然后走进了交通局运管所。(7月23日《新京报》)

　　尽管蓝山县联合调查小组22日的书面回复否认了“钓鱼执法”，但依然无法说服“16名目击者签字作证”、其他摩的也曾被“钓鱼”等事实细节。联合调查组表示，“这说明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对执法对象的激动情绪予以重视，并做好耐心细致的疏导工作。”这样的官方表态，在人命关天的悲剧面前，未必能释疑解惑，总显得过于轻飘而轻佻。

　　真相也许契合官方版本，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陈作雄在一个半月内，有4辆摩托车被执法人员扣押”。这种来回反复的纠结，究竟是生计所迫、还是执法之恶？当事人生前的“申冤书”，与调查组的“情况说明”大有出入，那么，究竟孰真孰假、谁是谁非？此时，为何没有关键性的围观群众和目击证人说话？

　　“钓鱼执法”之恶，本质与刑讯逼供无异，只不过，前者属于“温柔版”而已。这些年，因钓鱼而钓死人的悲怆，也不是没有先例。在国外，这种执法方式被称为“执法圈套”，即，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的执法方式。在国内，最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上海，白领张晖在驾驶车辆过程中，遇一“胃疼”男子主动搭车，后被交通执法部门抓获，并以非法营运处罚，遭扣车并罚款1万元。此后，形形色色的“钓鱼执法”“养鱼执法”“隐蔽执法”等违法或不当执法行为频频引发公众关注。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理由以示执法正当性，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

　　钓鱼抓嫖、钓鱼抓黑车、钓鱼抓大学生……只要“钩子”下去，没有钓不了的“鱼”。好在近年来，上海、武汉、四川等地都表态或立法，禁绝“钓鱼执法”，要求行政处罚要遵守证据正义原则，追责执法钓鱼之果。遗憾的是，在基层执法中，“钓鱼执法”仍难禁绝。原因无非有三：一是罚单任务重，为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二是钓鱼效率高，这是执法懒政的最佳选择；三是失于监管，执法监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眼下看来，“钓鱼执法”最大的问题，也许不仅是程序瑕疵，更在于激化被执法对象的愤懑与冤屈感，从而容易将执法后果引向极端。在加快法治社会建设的今天，禁绝“钓鱼执法”行为，还要等多久？(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