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用“禁酒令”遏制家暴是司法创新吗

陶小莫/图

　　用“禁酒令”遏制家暴

　　是一种司法创新

　　孙某酒后施暴，甚至将柴油倒在杂物间外，要与妻女同归于尽，行为相当危险，鉴于其妻女对他的行为予以了谅解，法院才对其施予了缓刑，又开出了江苏首例“禁酒令”，如若孙诚在今后的五年内饮酒，缓刑就将变为立即执行的实刑。以往法院之所以难得开出这种“禁酒令”，正是因为执行难，对一些犯罪分子，要么进行关押，实施让犯罪分子失去人身自由的实刑，要么实行缓刑，而缓刑则又容易沦为没有实际惩处效力的刑罚，沭阳县对孙诚开出“禁酒令”，则是在缓刑的“通融”与实刑的“严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类似于“禁酒令”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被应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执行难。比如此次“禁酒令”中，检察院将不定期上门抽查已经通报了他所住的街道、居委会、当地公安机关等相关单位，对他进行群众监督，现在他所在的街道、居委会、社区民警、街坊四邻等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接到了这份禁令，并共同对他实施监管，而孙诚的妻子、女儿更是他的直接监管人，检察院会采取专人不定期抽查和传唤等手段，对孙诚进行监督。

　　对孙诚的监督，需要动用多方力量。执行难正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较少使用“禁酒令”的原因。也正是如此，法院判决的这份“禁酒令”，也就尤显“珍贵”，体现了法院执法的灵活性。司法部门不能为了执法的方便与省事，而简化司法程序，避免判决一些需要更多司法力量介入，需要自身承担更多执法责任的判决结果。

　　此次“禁酒令”的判决，是在情与法的考量后作出的正确选择，既顾及了法律的尊严，也考虑了当事人家属的意见，同时，这也不单纯是一种情与法的兼顾，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法律中本就应有情，像此次“禁酒令”则是司法部门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之所以被一些媒体当成一次司法创新来叫好，正是以往在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过于冷冰冰，过于不顾人情，不为司法判决设立缓冲地带，怕给自己惹麻烦的现象成了常态。这种“刚性”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太多，以至本应成为司法常态的“禁酒令”式的判决，反倒没有市场，反倒成了“异数”。

　　在为“禁酒令”叫好的同时，更应当反思这种显得有些死板教条的司法环境，而改良司法制度，让司法部门领悟执法的真谛，也就是既遵从法律，也顾及人情，一切从民众合法权益出发，自己不再是仅决定他人生死存亡的判官，也是服务于民、为民众排忧解难的公仆。 (戴先任)

　　用禁酒“捆绑”实刑

　　恐脱离真正法治轨道

　　孙诚的酗酒自然是一贯的积习形成，也与他的心理因素有关。妻子唐秀性格比较刚烈，在争吵中孙诚一直处于下风，这让他大感憋屈。可以说酗酒是他寻找到的一个情感宣泄的突破口，酗酒才使他找到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因为似乎只有在酗酒中妻子才会“败”下阵来。从这个层面上说，孙诚的酗酒是一个夫妻性格调和自然互补的过程，如果要矫正也须介入夫妻相处艺术予以治疗。

　　但酗酒的后果是严重的，孙诚醉酒后居然到了倒柴油与妻女“同归于尽”的程度，就早已超越了“家事”范畴。这样的行径不仅危害到公共安全，而且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理应予以刑法处罚。酗酒滋事不受法律保护，应视情节恶劣程度予以严惩便是。如果试图利用一个“禁酒令”来“绑架”孙诚的缓刑与实刑的嬗变，恐怕会脱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轨道。

　　为了保证“禁酒令”的效果，对孙诚执行由身边人监督和检察院不定期上门抽查的方式进行。这等于是把情与法的考量交给了“群众”。妻子家人等，为了不至于使丈夫入刑，只怕即使忍受了孙的酗酒也会选择徇情枉法，因为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保护顶梁柱丈夫要紧。其他街坊四邻人监督，恐怕也多是情大于法，不会动真格“得罪人”。检察院安排专人监督，恐怕也有执行乏力和网开一面之虞。如果不能即时获取孙诚再次沾酒的信息，那么用“禁酒令”监督他“服刑”的设置就很不现实。这样做几乎是把真正法庭的宣判交给了社会舆论法庭去宣判，其负面效应和再犯恶果也不能低估。 (徐大发)

　　“禁酒令”虽难操作

　　但彰显了法律人性化

　　对此“禁酒令”，有很多网友认为不具有可操作性，谁监督谁举证都是问题，而一旦“禁酒令”因此架空，变成白条一张，反而有损司法权威。然而，笔者以为，“禁酒令”虽然在执行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不是对“禁酒令”一票否决的理由。

　　孙诚虽然对家人不时实施家暴，但大多局限于酗酒过后，是酒精作祟，而不是亲人间存在什么积怨，而反目成仇。换言之，如果家人感情果然存在严重问题，孙妻应该也会采取离婚等方式以求自保。既然酒精是罪魁祸首，那么，“禁酒”就是对症下药的举措，而且他自己有悔改表现，也取得了家人谅解。如果“禁酒”成功，应该可以恢复那种和谐的家庭关系。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禁酒令”可能遭遇挑衅。因为对于一个饮酒成瘾的人来说，戒掉并非易事，孙诚可能会偷偷饮酒。虽然这与禁令有冲突，但是如果他不敢堂而皇之再饮酒，恰恰说明他对于禁令是存在敬畏的。“禁酒令”并不像网友所想的那样毫无作用。这世界上没有哪一款法律能绝对束缚住人，比如杀人偿命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且惩治从严，但即使是这样的严苛下，还是有歹徒心怀侥幸，顶风作案。难道我们能因为有杀人案例而去怀疑、否定法律杀人偿命的条文吗？如果说，因为“禁酒令”可能遭受挑衅就否定它的价值，干脆不实施，这不是因噎废食是什么？

　　法律当然可以直接对孙诚实施实刑，免去后续手脚。但是，法律不是为惩戒而惩戒，说到底，执法的目的是让违法者走上正道，回归家庭和社会。既然如此，当然可以给当事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像孙诚的案例中，家人对他的感情尚在，已经谅解他，可能也不希望他就这么面临牢狱之灾。再则如果他平时表现尚可，暴力完全是因为饮酒所致，那在这方面加以控制，暴力也大抵可以避免。直接实刑固然省事，但坐牢后，可能会让当事人走上极端，如果出狱后人事全非，在挫败感的刺激下，更容易饮酒消愁。那样，估计孙诚还是会继续滋事，甚至于因为坐牢，干脆破罐子破摔，给妻女等的安全可能造成更大的威胁。

　　有了“禁酒令”，饮酒就等于把自己送进牢房，哪怕馋酒，孙诚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敞开肚子想喝就喝，如果家人监督，更可以为不饮酒增加筹码。窃以为，“禁酒令”彰显法律人情味。对本人及其家人，都极具人性化。也许，执行中难免会遭遇阵痛，但任何一个新法规的实施，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完美无缺，大多都会在实践中走那样的一条路——发现问题，不断磨合，进一步完善。 (冯海燕)

　　遏制家暴任重道远

　　不能仅止于“禁酒令”

　　许多人有酗酒的不良习惯，喝大量的酒不但对身体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容易导致家庭矛盾，甚至危害社会，是不稳定因素之一。江苏沭阳男子孙诚时常酗酒，酒后对妻儿实施家暴，并因此犯罪被判缓刑，便是典型一例。可见，当地法院实施江苏首例“禁酒令”，既是对孙诚本人的一种惩戒和救治，也是对其家人的一种救济和保护，进一步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

　　统计数据显示，仅2013年1-7月，江苏省公安机关就接报家暴纠纷警情1.3万起。可见，即便江苏已将家暴纳入司法惩戒和救济范围，对加害人实施禁止令，对受害者发放人身保护令，也未能改变家暴增长势头。鉴于此，2013年7月，江苏省出台了《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称今后对家人施暴，将收到公安机关发放的告诫书，并将成为法庭上的有力证据。实践表明，告诫制度可以发挥教育、震慑双重作用，符合中国国情，适合在全国推广。

　　因此，反家暴不能止于“禁酒令”。预防和制止家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社会协同、各方联手，加快公检法司和妇联等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联合办案，全程监控，并建立预警分析和跟踪回访机制，及时跟进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社会支持。同时，家暴受害者应拿起法律武器，坚决“零容忍”，加强自我保护和证据收集，紧急情况下一定要向司法机关求助。特别是，应加快反家暴立法，尝试公安告诫与法院禁止令、人身保护令相衔接，提高家暴违法成本。 (张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