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以问责法治化 求解“被问责的官员去哪”

　　广西桂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任不久的局长唐天生，受到部分网友的关注。近日有网友爆料，唐天生曾于2013年8月因公款吃喝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龙胜县县委书记一职。今年10月，他获得了桂林市食药监局局长这项新的任命。(12月4日《南方都市报》)

　　唐天生不是第一个以“低调复出”的形象出现在舆论围观之中的官员，但却很可能是第一个因八项规定而被问责的复出官员。前有“高调追责、低调复出”的官员问责旧习，后有八项规定执行的严格之势，唐天生的复出受到质疑，几乎是必然的。

　　问题官员能不能复出，不是一个是与否的命题，公众也并非不能接受问责官员的复出。而是这类官员复出的方式令人难以接受。就全国范围来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低调复出，并刻意采取回避舆论的态度。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方式，显然背离了官员任免应当体现的公共性。在这种神秘化之下，官员复出的程序、标准、条件，都显得极其模糊，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譬如唐天生这样的官员，究竟是何时复出，都需要靠公众“捕风作影”来确定，显然不符合起码的任免规范。

　　若复出可以随意化，则问责的严肃性存疑。厘清被问责的官员去哪，其实是官员问责体系必须规范和回答的必要命题。特别随着问责制度的常态化执行，这部分官员到底该以怎样的程序在阳光下复出，已经越来越需要得到正视。然而，就现实而言，这方面的制度性应对，目前还很不足。如北京大学教授沈岿就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法规，而是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包括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8年《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2009年中办和国办联合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不仅缺乏系统性的制度应对，甚至相互之间还存在冲突，于此而言，推动官员问责的法治进程，确立问责的法治坐标，已刻不容缓。

　　如果说问责制度得以建立，是近年来我国权力规范的一种进步，那么，在今天，以法治的方式厘定“官员问责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成为夯实这一制度的必须跟进。无论如何，官员任免需要在阳光下进行，被问责过的官员重新回归官员体系，就更需要严格的程序保障。　　□朱昌俊(华西都市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