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赖规避执行成社会顽疾 暴力抗拒见惯"腥风血雨"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法院负责执行。然而，长期以来，一些债务人欠债不还、逃废债务、规避执行已是社会顽疾，“执行难”也成为法院长期面临的棘手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显示，全国法院2008年至2012年执结的被执行人有财产的案件中，70%以上的被执行人存在逃避、规避甚至暴力抗拒执行的行为，自动履行的不到30%。

　　随着 “老赖”信息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禁止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住宿星级酒店等高消费行为的“限高令”出台，失信者的日子愈渐难熬。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刘贵祥12月13日表示，目前已有70多万名“老赖”被纳入失信者“黑名单”。许多人被纳入“黑名单”后主动还款，主动履行率达20%。

　　刘法官是北京某基层法院的一名执行法官，虽然信用惩戒措施对失信者起到了不小威慑作用，但形形色色的“老赖”“变脸”故事依然在每天的执行工作中上演。

　　暴力抗拒，见惯“腥风血雨”

　　今年9月，刘法官经历了一次“危险”的强制执行。

　　北京富邦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经营问题破产。自2007年以来，北京多家法院陆续受理了以该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截至今年5月,在北京市范围内该公司尚有未实际执结案件10余起，涉及债务本金约为3亿元。

　　然而，被执行人富邦兴业法定代表人伦国勤却雇佣社会闲杂人员，继续占据已是拍卖标的物的厂房，拒绝买卖人和土地登记部门人员入场勘测，给法院执行设置障碍。

　　法院在其厂房门口贴了限期15天内腾退的公告，结果法官们发现，被执行人每天都在公告上更新“倒计时”，特意用夸张的字体写上：“距法院强制执行还有*天”。刘法官认为，“这是在向我们表达不屑和挑衅呢。”

　　9月17日早上8点不到，北京东城、朝阳、通州、大兴、二中共5家法院执行法官及法警200余人，警车50余辆前往被非法占据的厂房，来了个突然袭击。还在睡觉的社会闲杂人员见法警进来，纷纷从枕头下掏出刀具抵抗，最后被法警制服。

　　现场除控制了包括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伦国勤在内的8名人员外，还起获了子弹450发、管制刀具、菜刀、镰刀20余把，汽油2桶，煤气罐、木棍、铁棍、铁锹、矛等若干。

　　在执行工作中，刘法官遇到的类似场面并不少。“见惯了汽油瓶、雷管等‘抵抗用品’，也见惯了威胁要自杀的、打法官的，有点‘腥风血雨’的感觉。”这些可以通过司法的强制手段处理，而有的“软暴力”更令人哭笑不得。“有把家里七八十岁老人送到法院大厅，搬来床、锅、米面油等生活用品，赖在法院一住就几个月的，甚至还有把刚满月的孩子抱到法院丢下不管的。”

　　根据最高法的统计，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中，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占到了全部信息的50%以上。

　　净身出户，上演“假离婚”戏码

　　在执行过程中，失信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主要是恶意转移财产、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等领域。一些债务人通过包括虚假离婚、虚假赠与或买卖、通过合法买卖形式转移财产以及公司通过抽逃出资、变更法定代表人等方式转移财产。

　　2012年5月，北京某建筑公司项目部负责人曹某，由于长期拖欠200余名农民工工资500余万元，被农民工告上法庭，法院判决曹某败诉。

　　2013年2月，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调查曹某财产时，发现曹某已协议离婚，而离婚时间，就在被判败诉的一个月后。而曹某名下包括房产、车、银行存款等在内的所有财产全部归其前妻，自己净身出户。然而，法官们调查发现，离婚后曹某仍与其前妻共同居住生活。

　　名下已无可执行财产，要如何执行？更让法官无奈的是，明知曹某此番极有可能是上演“假离婚”戏码，但又不能对已属于其前妻的财产进行任何处置，执行工作面临尴尬。

　　法院执行中，如果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只能终结执行程序。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有了可执行财产，法院可立即执行。“这种被执行人无执行财产的情况很多，能占60~70%”，刘法官坦言，“许多执行申请人便会不服，让我们信访压力也比较大。”

　　“目前我们法院执行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比较有限。”刘法官表示，被执行人财产难查、法院缺乏侦查手段也是困扰法院执行的难题。“像虚假诉讼、恶意转移财产等情况，只能通过公安部门协作调查，查清转移财产的时间等证据，才可能对执行有所帮助。”

　　上“黑名单”，体会“寸步难行”

　　12月15日一大早，一名男子来到法院，找到刘法官连声说：“我马上就能履行，这周就能把欠的钱交上。”

　　这名男子正是拖欠债务一年多，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万某。

　　2013年8月，北京某投资公司与万某签订协议将股权卖给万某，但万某一直没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360万元对价的义务，面对法院的执行通知和报告财产令也始终置若罔闻。2014年6月，法院将万某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不久，万某便感到了失信的滋味不好受。今年6月，作为一家农药公司的大股东，万某购买了北京到武汉的往返机票，前去武汉开一个重要的全国性行业会议。万某被列入“黑名单” 就发生在会议期间。当他拿着返回北京的机票准备安检时，被安检人员当场截住，并被告知根据“限高令”，上了“黑名单”的被执行人禁止坐飞机。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揭穿，真的感觉很丢人。”万某对刘法官说。万某最后不得不坐火车回了北京。

　　此后，接二连三的“麻烦事”让万某苦不堪言：原本已经谈好的银行贷款在审查时被银行拒绝，公司面临运转危机；以前的生意伙伴都不再有合作意向；到了年底，眼看给员工的年终奖都发不起……而最让万某后悔的，是自己让女儿公费去美国交流学习的机会泡了汤，美国大使馆在审查父母信用记录时，查出了万某的失信行为。这让万某受尽了女儿的埋怨。

　　“我就快家破人亡了。”万某最终决定主动履行债务。

　　同样“寸步难行”的，还有拒不履行支付房款义务、长期“玩消失”的张某。在执行过程中，张某手机关机、家中无人，其家人拒不透露其行踪。了解到张某经常出国，法院决定在全国各对外口岸对其实施边防控制，阻止其出境。

　　今年5月，广州白云机场边检站通知法院，携带大件行李欲前往东欧某国的张某被控制。执行法官随即前往广州，将张某带回北京。

　　回京后，张某态度依然强硬，称自己“没钱，钱都花光了”，法院遂决定对其进行司法拘留并通知其家属。结果第二天，张某家人便将欠款交清，领回张某。

　　据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施行后仅一个月内，全国法院就共有1045名失信被执行人受到信用惩戒的威慑作用，配合执行法院积极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然而，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依然突出。刘贵祥透露，12月23日，最高法拟将对外公布执行查控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最快30秒即可查清“老赖”在国内的存款情况。并且，2015年将在巩固失信者“黑名单”的基础上，整合执行管理系统、案件管理系统，进一步加强对“老赖”的惩戒力度。(记者 卢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