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育总局巡视整改看体育政绩观：别了金牌至上

　　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了体育精神，导致为取得好成绩不择手段

　　整改情况通报指出：“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了体育精神。”这一精辟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这是“导致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上为取得好成绩不择手段，公然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甚至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根本原因。

　　在不正确的体育观和政绩观的诱导下，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敢在兴奋剂问题上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全运会年因此也成为兴奋剂的易发年、高发年。

　　在2013年的十二运会前的第二季度，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的检查中出现7例阳性，还判定了首例运动员生物护照兴奋剂违规，阳性率比上年同期大幅提高，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全运会年的兴奋剂问题风险之高。

　　在2009年的十一运会上，河南省赛艇运动员郭丽娜、内蒙古自治区射击运动员栗杰、福建省女子田径运动员王静，均在尿检中查出为阳性，并受到严厉处罚。

　　一些省份还在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上做手脚，青少年运动员改年龄的情况早已见怪不怪。在十二运会男排青少年组预赛中，海南排名第三，浙江排名第四。而依照全运会的规则，只有小组前三名能够晋级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浙江队检举海南队参赛队员年龄有问题，海南队也立即检举浙江队。结果，两支队伍均被查出运动员年龄有问题，并同时被取消比赛资格。

　　对参赛资格做手脚还体现在所谓“选手交流”方面。在全运会的金牌战略下，各个省区市一掷千金进行“选手交流”。2001年的九运会，预、决赛的运动员达到1.2万余人，而其中各地互相交流协议的人数则多达2000人，达到历史峰值。“选手交流”被严格限制后，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十运会的交流选手人数依然高达1435人，而十一运会则是845人。这些交流选手的高额“转会费”，大多由公款买单。

　　在前几届全运会上，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东道主定律”，从1997年全运会开始，之后的几届全运会的金牌榜第一都被东道主垄断，直到十二运会才突破定律，东道主辽宁省位居第二。

　　为了争“第一”，历届东道主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资源，网罗优秀运动员，还要打点关系，使出一些盘外招。东道主除了在硬件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保证本省运动员训练条件和器材需求，还通过裁判因素、观众因素和巧妙的赛制安排，获得东道主优势。

　　个别人因缺乏监督，利用手中权力操纵比赛结果

　　在金牌至上观念的驱使下，一些地方为取得更多金牌，不惜重金打通各种关系，其中一些有主导比赛权力的体育官员，就成为他们“公关”的对象。而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因经不起诱惑，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赵磊受贿案即是一典型案例。据新华社今年1月5日报道，赵磊因受贿30万元，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赵磊负责十一运会一些项目的裁判选拔，在赛事的组织过程和裁判的选任过程中，对金牌的归属产生一定影响。据查，2009年，赵磊利用职务之便，为河南省跆拳道项目提供帮助，并于同年4月底收受时任河南省体育局局长韩某给予的钱款20万元；2009年9月，十一运会跆拳道项目比赛期间，赵磊又在山东省滕州市滕州宾馆收受韩某给予的钱款10万元。

　　在体育界，类似赵磊这样滥用手中权力获取私利、影响比赛结果、扭曲体育风气的情况并非孤例。尤其是一些主观打分项目，可操作空间较大，导致出现很多有争议的比赛结果。

　　十二运会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8个裁判打出的分数有5个分数相同，世界冠军蒋文文、蒋婷婷名列第三。因怀疑裁判作假让东道主辽宁选手获益，她们进行了申诉，未果后又拒绝上台领奖。次日更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比赛打分、裁判、运动员交流等多处疑点，并宣布退役，称“这是运动生涯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取消金牌榜只是第一步，更要建立科学全面系统的体育发展评价体系

　　全运会上的种种乱象，“根源在人，在于少数领导干部”。整改情况通报透露：“对巡视组移交的反映在举办第12届全运会期间，为争金牌，向个别官员和裁判行贿的有关问题线索，总局党组积极支持驻总局纪检组监察局组织力量依纪依法进行立案调查。”

　　人的问题需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而体育体制背后的问题也需要深入挖掘整改。

　　金牌榜取消，体育总局可以不排名，但各地方体育部门自己可以排名，并以此作为政绩，暗地较劲。只要奥运战略不发生转变，服务于奥运战略的全运战略就必然是各地体育部门的工作重点。

　　因此，从全运会本身来说，需要从参赛办法、比赛规程、成绩综合评定等方面综合系统地改革。

　　从更深层次来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取消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系、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将金牌与掺杂在一起的任务、政绩和政府高额巨奖的权力体育体制剥离开来。

　　要抛弃“奖牌GDP”思维，真正扭转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关键是建立科学、系统、全面的体育发展评价体系。整改情况通报中的一句话点到了问题的根本：“今后将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投入产出效益等多个角度研究设立体育事业发展的评价指标。”在取消金牌排名这一“破”的举措基础上，确定了“立”的方向。

　　随着全民健身的开展，群众体育纳入政绩考核恰逢其时。体育事业具有国民性，体育政绩应更多建立在提升全民运动参与度的基础之上。全民体育也是可以量化的，比如各地投入全民健身经费的多少，经常参与健身的市民人数，全民健身场地的数量。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要将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因此，体育产业发展这一系统工程也应成为地方政府体育政绩评价指标的重要方面。

　　整改情况通报提出：“对第13届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第1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的设项和参赛规模进一步进行了调整压缩。”人们期待，在这些全国性赛事上，各地能够真正摆脱“金牌至上”的羁绊，办成文明、节俭、干净的运动会。(记者 孟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