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平方米就是“豪宅” 香港白领如何化解压力

　　穿着标准深色职业套装、白色衬衣，拿着公文包，急匆匆地赶路，神情严肃。在香港的街头，人们会看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多是香港白领。

　　房价高企、日常生活成本高，香港居大不易。对于年轻白领而言，困难同样不小。有知名网站曾经发布两岸三地“白领最累城市排行榜”，香港被列为让白领最累的城市。这个排行榜依据看电视时间、步行速度、作息时间、跳槽频率、身体运动等因素排出。

　　“手停口停”，住房压力更大

　　有香港网友留言：香港白领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准则——“手停口停”：如果自己的手停下来，那就快没有饭吃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危机感，年轻白领除了上班，普遍还要兼职和充电学习。工作繁重，加班是家常便饭，由于缺乏运动，不少人处于亚健康状态。香港除了公务员不跳槽，其他职业跳槽成风。

　　一项关于各主要城市工作时长的统计表示，香港排名全球第五，日均工作9.2小时(北京上海日均7.9小时)。但很多香港白领认为9.2小时远被低估了，他们晚上8时或9时下班属于经常，有的居住条件局促，回家就是睡个觉。

　　有车开在香港也不易。香港的停车费极贵，如果开车到中环金融区上班，一个月下来停车费可能花掉8000港元，普通白领即使买得起车，也未必用得起。

　　最闹人的还是住房问题。近来香港媒体有报道称，因为租金持续高涨，香港的露宿者出现了学历提升及年轻化的趋势，有大学生也因付不起房租而露宿街头。据香港社会署统计，香港去年已登记的露宿者人数为718人，其中大学生占整体露宿者的2%。单纯从数字来看，大学生露宿街头还是极为个别的现象，不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还是形容问题严峻、不容忽视，且表示香港政府已从经济、住房及就业福利方面协助露宿者。

　　无论露宿街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多少，大学毕业流浪街头的“奇观”毕竟还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社会现象。有香港专家指出，房屋问题是重要原因。“房事”是香港年轻人最大的哀愁，也是香港年轻白领需要面对的最大压力。

　　年轻白领需要面对诸多生活压力，并非香港独有，新加坡、伦敦等地同样较明显，因此增加了“啃老族”，引发广泛讨论。

　　排队租“公屋”，宁愿减薪

　　随着香港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一方面是大学生找工作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房租贵、生活开销大，年轻白领中也常见月光族。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大学生毕业的薪酬大致在月薪9000至1.5万元(港元，下同)之间。在网站工作的吴小姐，月收入1.8万，一个月吃饭加上交通差不多要5000，与别人合租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每月租金1.2万，吴小姐每月房租支出6000，所以，在吴小姐几乎月月光的账本里，最大的开支是住房。

　　在香港，100平方米的房子就是所谓的“千尺豪宅”，有钱的高级白领才能租得起。许多白领只能在九龙新界或港岛较远的地区租住60多平方米的公寓房子。

　　选择租房住，是因为买房子置业更不易。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曾在微博上称，和内地大城市相似，很多香港年轻人买房几乎不可能。但香港有一套被世界所认可的“公屋”制度，政府投入财力为约210万低收入人口提供住房保障，这被其他城市和地区视为可供借鉴的范本。

　　“公屋”制度是贫困人士享有的福利，即全家收入低于某个数字，就可以以很便宜的价钱租用政府的公屋。在申请“公屋”的人群中近来也出现了80后的身影。有些年轻白领为了租住公屋或是购买价格相对比较低的政府居屋资格，宁愿减薪、放弃工作，直言“工可以再找，公屋错过了就没了”。当地媒体慨叹：楼价高企及公共房屋不足，致年轻人被迫向下流动，福利政策被扭曲了。

　　房价贵生活成本高，身处生活节奏加快的大都市之中，港人的婚恋价值观念也在飞快地发生变化。中华厂商会青年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说，专注在一段爱情上的香港年轻人不足40%，香港已经步入“快餐面恋爱”时代。《星岛日报》一篇报道说，许多“80后”干脆不想别的，遇上了另一半就“闪婚”了。但他们谈“快餐面”恋爱时，容易忽略性格和经济等现实问题，结果结婚以后问题浮现，就立马以“闪离”收场。

　　压力多大，抗压能力就多大

　　化解压力，是个综合的社会工程。为此，香港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措施，港府自2012年即宣布将斥资逾10亿港元兴建青年宿舍，首轮目标是建成3000个住宿单位，宿舍租金水平将不超过附近同等水平房屋租金的五—六成。2014年将落成的“置安心”项目旨在帮助有能力负担按揭但无法缴付首期的中等收入家庭置业。此外，特区政府也设立基金帮助年轻人创业。

　　压力多大，抗压能力就多大。对于年轻人而言，化解生活压力，需要自身的心理调适。对于频繁加班，他们心理上已经适应，夜里加班后再到店里吃点喝点，回家睡个觉，第二天又精神地出现在办公室。香港年轻白领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是比较强的。也有香港年轻白领不想要高压的工作环境，到内地工作求职，而且更多人不选择“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而是到二线城市过惬意生活。本报记者 李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