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罗孚，还有黄永玉

　　今年5月2日，香港《新晚报》前总编辑罗孚先生逝世。追思会上，有金庸致送的花篮。5月4日，香港专栏作者许骥撰文纪念罗孚，题为《没有罗孚，哪有金庸梁羽生》。

　　这样的论调，着实可笑。没有罗孚，“新武侠小说”一样会兴起。

　　从1923年平江不肖生发表《江湖奇侠传》，到1954年梁羽生发表《龙虎斗京华》，三十年间，只在1950—1953年，才连续数年没有出色的武侠小说。不是因为作者不会写，读者不爱读了，只为老一辈作者还珠楼主、如王度庐、朱贞木，都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

　　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并不如何出彩，比朱贞木1949年写出的《七杀碑》差远了，而仍获得极大欢迎与好评。可见，读者们对武侠小说一直是有需求的，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龙虎》一书遂风行香江。有需求，必有供给。梁羽生不写，数年后，至多十年后，在香港，或台湾，总有人会写起武侠小说来，写得稍微好些，也必然大受欢迎。这新写出的武侠小说的面目，又总与1949年前的武侠小说大为不同，是“新武侠小说”。这一代作者的教育背景、成长经历与前辈们很不一样，他们所受西方文化影响尤其不是上一代武侠作家所能比的，写出的小说必然呈现出新的面貌。罗孚是“新武侠小说”的“催生者”，没有他，“新武侠小说”会晚出世一些年；但是，要说没有罗孚就没有“新武侠小说”，那就太开玩笑了。

　　许骥在罗孚逝后这样揄扬他，罗孚本人生前早已敬谢不敏：“一些人，总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没有你，就不会有新派武侠小说了。’哪有这回事！当今之世，人们有这方面的阅读兴趣，这就注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必然性，我当时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接着，罗孚又说：“他们二人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却是必然的，他们有这身手，必然要在雕龙、屠龙上显现出来。”这就有些谦虚过分了。若无罗孚推动，陈文统和查良镛二人不见得“必然”都会写起武侠小说来。

　　然而，也不见得他二人必然就不会写武侠小说。

　　金庸回答“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问题时说：“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最初，一家报纸需要一篇小说，由于兴趣所在的缘故，我自然而然就写了。”1950年北上求职失败后，查良镛对从政已然绝望，而安心于从事文化事业。没有罗孚，“新武侠小说”会晚几年兴起，此时的查良镛，见猎心喜，“由于兴趣所在的缘故”，“自然而然”地写起武侠小说，也是可能的。并且，可能性非常大。

　　1952年，黄永玉告别罗孚、查良镛等一干香港《大公报》旧友，去了北京。此后二十几年，彼此很少再通音问。晚年重见，黄永玉觉得惊奇：“我觉得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这个人是很聪明，很有魄力的人，怎么最后弄得成一个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在我来讲是可惜了。”似乎，在黄永玉看来，罗孚鼓动“小査”去写武侠小说，不是成全，反令金庸糟践了自己的才能。

　　我认为，文体无高下，成就有高低。鉴于武侠小说“从来没有被好好写过”(夏济安语)，金庸有更大空间挥洒书写。若是写其它类型作品，金庸很难取得更大成绩。这一点，我与黄永玉看法不同。

　　罗孚影响了金庸的生命进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对于罗孚的作用，也不必过份夸大。似乎，没有罗孚，金庸就一定不会写武侠小说；金庸不写武侠小说，必将一事无成。试看黄永玉说金庸：他那种神奇的能力你很难想象！以金庸的天赋、勤勉，在香港这样的自由社会，很难不出人头地的。

　　1979年，金庸在台北朋友座谈，坐中有位金恒炜说得很好：“我看过您(金庸)所写的一篇短文，说道：‘侦探小说写得好的话，写武侠小说也一定写得好，因为文学的原理是一样的。’由这句话看来，如果金庸先生写文艺小说的话，我相信一定也是成功的。”(刘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