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佐洱：“我这辈子，都会和香港有不解之缘”
中新社北京6月18日电 题：专访陈佐洱：“我这辈子，都会和香港有不解之缘”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安英昭
今年2月，陈佐洱卸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截至目前，这位年届75岁的老人实际才“退休”4个月。
“我这辈子，直到离开这世界，都会和香港有不解之缘。”
像以往一样，陈佐洱接受中新社记者的专访从其亲历回归的历史开始；回看香港回归的20载，他由当年西方对香港的“唱衰论”说起。
1995年，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发表《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的封面报道引起轰动。陈佐洱回忆，就在香港回归前夕，时任美国驻香港及澳门副总领事史莱克对自己表示，“我也是这样的观点，‘一国两制’在香港行不通，Hong Kong will die”。
陈佐洱当即反问道，美国能拿出一、两个州来实行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制度吗？“史莱克耸耸肩膀说，这个做不到。”
“我们中国共产党说到做到，一个国家下面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并且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一国两制’是中共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和自信，请拭目以待。”陈佐洱如是回应。
两年后的1999年12月，史莱克代表美国国务院出席澳门回归庆祝仪式，与时任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陈佐洱再次相遇。
陈佐洱问史莱克：“你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现了吗？”这位美国人略显腼腆地回答：“实现了，实现了。”
2007年6月，就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财富》杂志再次发文提及香港。这一次文章在开篇便写道，“我们错了”，香港根本死不了。
又一个十年过去，陈佐洱特别强调，二十年来，“一国两制”被证明是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回归祖国的最佳办法，也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好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史无前例的创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方方面面无可争辩的事例能列出一大串”。
另一方面，陈佐洱也认为，要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正在逐步显露出来。“如果不看到这些问题，就不能使香港快速稳定地发展。”
他用手在空中边比划边说，如果摊开一张地图，不得不承认，香港和左邻右舍比较，近年来确实落后了。
数据显示，2001年，香港的GDP(1694亿美元)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893亿美元)近两倍；而到2010年，新加坡GDP(2364亿美元)业已超过香港(2286亿美元)。近三年，新加坡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5.5万美元左右，而香港则仍徘徊在4.2万美元。
陈佐洱说：“要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但不承认或文过饰非，则是对不住国家、对不住700多万香港市民。如果连痛定思痛的勇气都没有，怎么能够期待发愤图强、急起直追？”
上述类似的数字时常在陈佐洱脑海中浮现，让其心中不能平静。他说：“这也是我对过去在任上没有做好工作的愧疚。”
2013年12月，全国港澳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早已离开一线工作的陈佐洱成为该中央港澳问题最高智库的创始会长。三年时间，研究会履行“智库、发声、联谊”职责，为国家港澳工作拾遗补缺；目前，已聚集了内地及港澳各人文学科的一流学者500余名。
他在卸任时说，“我始终认为，‘一国两制’和港澳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很有得研究的，研究下去是大有前途的。”
同香港打了快30年的交道，这位曾经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驻港代表，以其“强硬但讲道理”的形象给不少香港市民留下印象。而在陈佐洱心中，“东方之珠”最让人难忘的正是那些看似平凡的市民。
专访的最后，他讲述了两则故事：
1995年，中英双方讨论港英当局连续5年以高于经济增长5倍的速度大增社会福利开支时，陈佐洱的一席“车毁人亡”评论被歪解，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策动下媒体的持续炮轰更让其倍感压力。一次返回中方代表处乘坐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并热情地说：“陈代表，你说得好……可要为香港看住‘这笔数’(财政储备)。我们相信你！”
另一次是2011年，陈佐洱已离开港澳办3年。他出差香港，所住酒店的一位中年门童特意送他一张便笺，上面写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陈佐洱被深深感动，他没想到，还有香港人记得其最后一次以该部门常务副主任身份出席全国两会时说过的话。
“这张卡片我现在还保存在家里，(它)比勋章还宝贵。”陈佐洱告诉记者，香港市民对国家、民族怀有深厚感情，对香港前途始终关注，“一想到有这样的市民，我对香港的未来就有信心。”(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