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珍是香港警务处一名总督察，但自去年8月底起一直在内地工作生活——作为第十四任香港警务处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官，她也是现时唯一一位在内地工作的香港警察。她说自己非常幸运，有机会来内地生活和工作，亲身体验祖国的先进、便利、高效、开放、勇于创新。是什么样的见闻令她有如此感触？本刊记者就此对林梅珍进行了专访。

　　文｜本刊记者 魏东升

　　“我快要忘记人民币钞票的样子了”

　　林梅珍对祖国先进、便利、高效、开放、勇于创新的印象，最先来自于内地生活的便利，她用“令人着迷”来形容。

　　“比如我在内地从不需要使用现金，我快要忘记人民币钞票的样子了！”林梅珍笑着说，内地生活电子化程度非常高，外出只需要带一部电话，就连街边的小摊贩也可以使用移动支付。在香港，如果在网上购买电影票要额外收取手续费，但在内地没有这回事，有时还有更高折扣。最令她惊讶的是实体超级市场减少了很多。网购日常必需品，最快半小时便可以送到家，比自己去店里买还快。

　　林梅珍记得，多年前来北京时打车比较困难，下雨时打车就更困难。这次再来北京，她发现打车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现下在香港很普遍的伸手截出租车的方法已经过时，大家都是用手机程序打车。民间抓紧机遇，开发了不少打车程序，一些地图程序更是集纳了多个打车程序，在展示地图的同时还可以直接打车，非常方便。下雨时打车仍较平时难，但打车程序会自动帮用户排队，用户可以在舒适的环境等车，冒雨在街边争抢出租车的混乱场面已经没有。而且车辆选择很多，不只有出租车，还有经济型、舒适型、商务型、豪华型等不同类型的网约车，适合不同人的需要。

　　“透过这些变化，我感受到内地人民热切希望进步，同时社会和环境提供很多个人的发展空间，只要想法和计划可行，能解决难点和改善人们的生活，便可以付诸实行，不需要先寻求社会共识，每每显示出内地同胞解决问题的精准度、创意和魄力。香港在上世纪80、90年代时也有这样的精神，那时香港经济腾飞，各行业发展迅速。现在香港经济发展成熟，而且过去一路走来时慢慢形成了要有社会共识才推出新措施和政策，这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的现象，但确实可能影响到整体发展速度。我期望特区政府对有需要做的事，例如推行垃圾征费等，要加快处理，不要因未有社会共识而不推行。因为在香港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要对某一件事情的处理手法达到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执着于寻求共识往往就会导致事情长期悬而不决。”林梅珍说。

　　在内地的工作生活，让林梅珍感到内地经济发展迅速，潜力巨大。林梅珍认识了一些在内地大学就读的香港学生，以及一些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工作或创业的年轻港人。她发现他们均非常享受内地生活，认为比香港生活多姿多彩、轻松及自由，有些想一直留在内地发展，因为这里有巨大的机遇，创业和生活成本都远比香港低。

　　“我开始重新思索和理解‘为人民服务’”

　　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令林梅珍思想逐渐发生改变，她说：“我开始重新思索和理解‘为人民服务’。”

　　以前林梅珍只是从工作岗位和字面意思来理解“为人民服务”，认为身为公务员，做好自己的警务工作、服务好香港市民便是为人民服务。但在内地工作生活之后，她理解到，这句话是使命的体现——不论是否公务员，无论身在哪个岗位，都可以为人民服务。林梅珍说：“当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精神和态度，再加上行动时，便是团结的表现，便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林梅珍以内地政府处理科技龙头公司涉嫌垄断市场的案例为例，她认为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地区不会这么主动去处理，也不会这样高效率。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营商的人或许会觉得这样不合理，比如持有该大公司股票的人士可能不满，但当政府以人民为首要考虑时，政府便会保障老百姓，包括小商家、散户投资者等的利益，确保利益不是只倾斜去某一方。

　　内地不同的政策、措施、规章等，均有一个清晰的共同目标——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真诚地把人民放在首位，这是林梅珍在内地工作生活的另一个深刻感触。林梅珍在北京的日子，也是防疫时期，内地和香港防疫工作力度和重点的不同，令她感慨万千：“中央政府果断处理疫情、人民主动配合，在群策群力的情况下，内地迅速控制疫情，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完美地展示如何保障人们的生命。这是中央政府睿智的表现、地方政府勇于承担的表现、人民团结力量的表现。”去年，林梅珍也曾到武汉交流，她感受到武汉市民在疫情面前守望相助，没有半点怨言，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各地驰援武汉时，当地人民表现出感恩和民族自豪。这令林梅珍深为感动。

　　“两地警队需要持续吸收和学习对方优良的地方”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林梅珍的授课和专题讲座都很受欢迎。“在课堂上，我主要教授香港警队如何制定策略方针、如何保持专业性。另有不同的专题讲座，例如分享香港警队的警务概况、训练体系、公共关系策略、小区警政、指挥架构、执法规范化、队伍建设、香港形势、警队发言人制度等等。专题讲座的对象有公安大学的老师、本科及研究生，也有公安部进修班的干部。”林梅珍说，“我不是以个人名义到公安大学工作，而是代表香港警队，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专业精神，对公安大学交予的工作都全力以赴。因为两地体制不同，加上我是从香港警队过来，担任过不同岗位，有实战经验，所以讲座内容往往能引起听众的兴趣，令他们更了解香港及吸收相关经验。”

　　林梅珍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她自己也获益不少：“在香港没有时间或诱因去梳理这些资料，现在我在脑海整理过后，自己的思绪更清晰和有条理。而且透过与公安大学师生的交流，我对内地公安的培训体制和职责等方面了解多了，日后回到香港负责与内地有关的工作时，会更顺畅。”

　　林梅珍举例说：“公安大学或内地其他警院均专注学术资历，在应用科技和大数据方面有卓越的成效、有强大的警务学术研究团队和资源；香港警队着重职能培训，也积极与本地及海外团体合作，在不同层面产生协同效应。”另外，和内地公安单位接触之后，林梅珍发现内地公安负责不少民生工作，例如户口登记等，科技应用可帮助减少他们的工作量，这些香港警队都不用负责，反而香港警队肩负边防、反恐等工作。内地公安单位在调查案件时，若需要翻看大量录像，都会利用科技帮忙翻看，而香港还需要人亲眼去看。“两地警队需要持续吸收和学习对方优良的地方。”林梅珍说，“国家今天的成功得来不易，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各方同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期望香港与祖国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