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总理卡泰宁：我们是欧洲的“财政鹰”

　　说起“高福利”，人们马上会想起芬兰等北欧国家。但是，由于经济持续疲软、老龄化问题加重等因素，作为“福利国家典范”的芬兰，近来不得不减少部分福利项目和规模。

　　作为拟议中的一项改革措施，如果父母之中有一方无业或在家休假，其子女不能享受政府幼儿园的全托服务。

　　芬兰总理于尔基•卡泰宁于9月9日至13日到访中国，他在启程之前接受了《环球》杂志记者的专访。对于上述新举措，卡泰宁解释说，其意义就在于，“减少这类能够让人们在家里待很长时间不工作还能领取的补贴”。

　　此外，芬兰还将延迟退休年龄，因为芬兰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我们无法承受这么早就失去这些人，我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卡泰宁说。但他也强调，作为立国之本的高福利体系，将不会动摇。

　　所有这些改革做法的背后，则是芬兰对财政纪律的严格遵守。这其实正是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成功之处，也使这些国家避免了陷入希腊式的债务危机。卡泰宁在采访中就坦言，芬兰是欧洲财政纪律强硬派的代表，因为芬兰本身就一直被视为“财政鹰”。

　　我们是强硬派代表

　　《环球》杂志：有判断说，欧洲经济将触底反弹。对此，你怎么看？

　　卡泰宁：隧道的尽头显现曙光。前段时间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各国央行行长会议表明，欧洲不再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热点地区。

　　《环球》杂志：欧洲复苏的道路是怎样的？

　　卡泰宁：将来，危机将渐渐消失。但这要过好多好多年，因为，尽管我们现在能够稳定财政状况，但是要提升竞争力，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削减预算，提高税收，还要拿出很多深入社会的根本性措施。

　　这些年，欧洲地区，尤其是欧元区，整体实力提升了，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更坚固的货币联盟，我们改革了它的基本规则，各国都要执行一整套措施，以提升竞争力。所以，我们比以前更强了。

　　《环球》杂志：在欧洲复苏过程中，芬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卡泰宁：在欧洲，芬兰从某种程度上被看作“财政鹰”(fiscal hawk)。我们非常努力地促进欧洲统一，加强经济与货币联盟。在遵守货币联盟的规则方面，我们是强硬派的代表。在危机期间，我们设法对经济与货币联盟进行了修整，将来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比如，我们坚决支持欧洲银行业联盟，因为这将巩固货币联盟，避免将来发生更多的银行业危机。因此，我们非常热衷于发展经济与货币联盟，同时也遵守财政纪律。

　　《环球》杂志：芬兰一致保持着良好的财政状况，但是前不久欧盟统计局数字显示，芬兰工业产值下降幅度在欧盟是最大的。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卡泰宁：形势变化很快。芬兰经济大约50%来自出口，这意味着，我们一直是出口产业发达的国家。但是现在，传统的出口行业正在经历结构调整，这带来了裁员，比如森林业和钢铁业。这些公司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减少，这一点我们认识到了。几个月前，我们决定把企业税降至20%，这个税率在欧元区国家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我们相信科研和教育，持续地在研发领域投入大量资金。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比如清洁技术，以及社会和卫生服务产业。

　　即便削减了，也还是“高福利”

　　《环球》杂志：为了削减预算，你费了不少口舌吧？芬兰的福利体系是不是要受到影响？

　　卡泰宁：不会的。因为我们的福利体系是很庞大的，有很多免费服务。我们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限制那些即便很长时间不工作也能领取的补贴。我们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从现在开始，劳动力人数每一年都会比前一年减少，退休者数量则逐年增多。所以，我们需要改革，让更多的人投入工作。因为，只有通过工作，我们才能让这个国家的社会卫生福利体系运转起来。

　　《环球》杂志：芬兰是准备提高退休年龄吗？

　　卡泰宁：对。现在的实际退休年龄是60岁多一点，我们要尽量提升，争取达到62.4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3岁提高到65岁，最高年限是68岁。

　　如果你能够工作到68岁，退休金会增长得更快。现在，有些人因为失业或者劳累而早于63岁退休，当然他们拿的退休金要比63岁退休的人少。我们无法忍受这么多人这么早就离开工作岗位，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我们必须设法让人们能够工作更长的时间，不至于太早感到劳累。

　　《环球》杂志：做了这些修改之后，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呢？

　　卡泰宁：我们的公共领域支出还是很大的，差不多占GDP的53%。我们有免费、高质量的学校，有养老服务，有近乎免费的医疗，等等。即便是削减福利的措施全部执行，也仍然有将近53%的比例，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同时，我们也在提高福利系统的生产率。我们正在鼓励小城镇合并，从而提高生产率。所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措施，都是与延长工作年限、增加工作产出和提高服务系统生产率有关的。

　　环境领域，与中国合作潜力大

　　《环球》杂志：在后债务危机时代，中国与欧盟的合作，你怎么看？

　　卡泰宁：这很重要。中国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每个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很多的机会。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中国与欧盟开展更加自由的贸易。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出口驱动型的，我们传统上就很支持自由贸易。

　　《环球》杂志：有一天芬兰会与中国签署自贸协议吗？

　　卡泰宁：在某个时候，会的。这很难讲，很难预判时间表，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对芬兰、对欧洲都有好处。

　　《环球》杂志：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放缓？

　　卡泰宁：中国政府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以前有所放缓，但更加可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影响。因此，如果增长速度相对适中，但更加可持续，这是一个绝佳的组合。

　　《环球》杂志：你对中国有什么建议？

　　卡泰宁：我认为环境领域存在很多机遇。我指的不是制定新的规章制度，当然需要规章制度，我指的是清洁技术解决方案，这对中国而言可能是很好的行业。另一个领域是加强内需，可持续的内需。这样，中国经济能够更加多样化，从投资驱动、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我们确信，中国的工业会保持竞争力，在外贸出口领域也会表现完好，但是在国内市场也应该有支点。

　　我能想像我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尤其是在清洁技术方面，不管是水处理、生物燃油，还是节能降耗、城市规划，都是如此。这些将在我们的贸易关系中发挥很大作用。

　　资料：卡泰宁：1971年出生于芬兰库奥皮奥市，2011年担任芬兰总理。2008年，他在担任芬兰财政部长时，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欧洲最佳财政部长”。(记者 李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