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有嘻哈 年轻一代并非只是戏谑

　　莫斯科有嘻哈

　　新潮的去处近年来如雨后春笋，

　　被人戏称为“斯大林主义的嬉皮化”。

　　但年轻一代并非只是戏谑

　　文/曹然

　　莫斯科这个名字往往勾起相互矛盾的印象，一面是浮夸之气，一面是令人敬畏之感。

　　大批游客在红场和圣瓦西里教堂五颜六色的洋葱头旁边留影，面容冷峻的军人在巡逻中接受女孩们的注目礼；从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出来，必然要在大剧院看一场《天鹅湖》或者《胡桃夹子》，和身着皮草与礼服的女士们擦肩而过。在历经百年的古姆百货，人们买下套娃、巧克力和鱼子酱。帝国时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居的老阿尔巴特街现在成了中庸的旅游景点，新古典主义建筑刷成廉价的黄、绿、粉，店铺里出售或真或假的沙皇时代古董或者外国游客喜闻乐见的苏联纪念品。街道上布满了喧闹的“现代艺术家”们，以涂鸦、街舞或者爵士乐来吸引游客的铜板。

　　前苏联人民对诗歌的热爱在全世界绝无仅有。遭到封杀的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收到成千上万读者来信，人人都能熟练背诵他们的诗句。这一点没有变。一个雨夜，我钻进特维尔大街上一家法国餐厅，正逢一群老人高声朗诵叶夫图申科纪念犹太人的《娘子谷》：“我深深憎恨一切反犹分子，像犹太人一样。因此，我是一个俄罗斯人！”

　　后来，我又两次去莫斯科。这两次都是小住，在国立普希金俄罗斯语言学院上课。每天早晨，我在莫斯科外围的切廖姆什基区上完课，按惯例坐地铁到河边去喝一杯咖啡。

　　切廖姆什基是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住宅实验的产物，火柴盒住宅组成连绵不绝的迷宫，初到莫斯科的人往往晕头转向。普通百姓经历了斯大林时代毫无隐私的集体宿舍、公共浴室和厨房，一时对赫鲁晓夫的激进住宅发展计划感恩戴德。

　　“赫鲁晓夫楼”的构件先在“住宅工厂”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然后直接运到工地用起重设备组装，一栋楼最快两周即可完工。几年之内，工厂、学院、研究所、图书馆等单位奉命搬到切廖姆什基。为了使连绵不绝的火柴盒大楼不致太过压抑，中间装点上了绿地、人造山丘和池塘。

　　在当时的官方宣传片里，群众欢天喜地搬进了新区，甚至有人说不喜欢去市中心，那里的建筑太阴森太压抑了。但每一个午后，我离开千篇一律的火柴盒，一头扎进莫斯科河环绕的老城，几乎是急不可待地被它所淹没。

　　总是无云的蓝天，红场像一只舒展的手掌。从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俯瞰河面，我想到的不是“世界尽在脚下”，而是一个普通苏联女大学生的回忆。

　　“那时候我18岁，我恋爱了，当我意识到这是爱，我就去了红场。在那里我总有种感觉：幸福是可能的。”

　　她的爱与失意，被诺贝尔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在了《二手时间》中。这本书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苏联解体后20年社会转型之痛中普通人的生活。

　　河岸老旧乏味的高尔基公园近年来被改造成了综合休闲区，划分为人行步道、自行车道和滑板区，每座桥下设有观众席，可围观街头乐队演出。周围是大片的绿地和参天大树。周末午后，创意市集上的时尚人士摆出手工衣饰、柠檬水和甜点，亲朋好友野餐欢聚，空气中飘着咖啡和烤黄油曲奇的味道。

　　河中几十米高的彼得大帝雕塑注视着这一切。他的身后是一座我钟爱的人行桥，两侧配有透明玻璃露台。在路边咖啡车买杯热饮，爬上露台，看粉红色的夕阳逐渐把河水和两岸低矮的建筑变得辉煌。大胆的少男少女在露台上跳舞，亲吻。岸上的酒吧天台也点亮了一串串小灯泡，风把谈笑声、杯盏交错声和风琴声送往河面。

　　冰天雪地的环境，紧绷的面孔，高大、华丽而破旧的建筑，无处不在的红星和政治宣传海报，从童年起就主宰了我对俄罗斯的印象。但其实，苏联解体已经26年了，正好是一个人从婴孩长大成人的时间。

　　今年春天，从红场到普希金广场聚集着年轻的人群，排山倒海一般。他们决心谋求自己心目中的未来，向腐败无序说不。脚踩滑板鞋、身背帆布包的孩子们风一般掠过我身边，无所顾虑地绕着市中心转圈。我在酒吧、咖啡馆里见到了数不清的兴奋面孔，一派指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要为腐败现象负责”，另一拨人在热烈讨论反对派是否另有靠山。

　　“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靠技术。”一个极客模样的男孩总结道，“技术很快就会主宰人类社会，修正所有的不公正。”

　　社会主义宣传画和苏联标志依然存在。在最火的汉堡店里，可以一边吃着多汁的澳洲安格斯牛肉，一边欣赏墙上工人在集体农庄用心养猪的海报。在模仿斯大林时代集体宿舍的平价餐厅“kommunalka”，所有家具和摆设都是当年的产物，人们仿佛坐在时光隧道里吃苏联家常菜——土豆泥、炖鸡和香肠，喝时髦的鸡尾酒。

　　这些新潮的去处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被人戏称为“斯大林主义的嬉皮化”。但年轻一代并非只是戏谑。

　　在红场的人潮中，我见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劝年轻人安分守己，十几岁的男孩反驳：是俄罗斯人，就要有主人翁精神。“如果不是我们，谁来做？”他们是社交网络的一代，从小不承认权威，对别人划定的边界不屑一顾。

　　离开时髦的地区，夜色初上，正好适合在罗曼诺夫巷散步。虽然就在红场边缘，这里总有点人迹罕至的意味。苏联时代，这里是特权阶层的居住区、普通公民的禁区。略有些阴森的斯大林风格的公寓楼上，借着隐约的灯光才能看到外墙上密密麻麻的纪念牌——纪念那些著名的前主人们。莫洛托夫的公寓也在这条街上，据说有华丽的吊灯和天花板。现在它已和附近众多房产一样，被石油寡头或是外国富豪买下了。不变的唯有神秘。

　　斯大林年代，如果夜间路过不远处的卢比扬卡大楼，很可能会不自觉地生出恐惧之感。现在，这里只是莫斯科宁静夜色的一部分。几年来，大楼一直关门整修，即将成为一座纪念馆。特维尔大街上的古拉格历史博物馆早已开门迎客了。而在“纪念碑基金会”等机构搜集整理普通人史料的基础上，奥兰多·费吉斯等人才能写出《古拉格之恋》这样大受好评的作品。

　　对那片黑暗，俄罗斯人已知道如何安放。

　　长久以来，我一直难忘第一次读到《日瓦戈医生》结尾时那种震颤。

　　在日瓦戈死后多年，他的好友们从高楼俯视夜色中辽阔的莫斯科，读着他的文集。他们突然感到莫斯科并非故事的背景，而是其中的主角，它宣告心灵的自由已经到来。“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

　　帕斯捷尔纳克1956年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已经感受到旧时代在迅速消亡，他甚至宣告走近了历史的终结。

　　这种断言未免过早了。年方26的新俄罗斯正在过去的阴影中悄然生长，多有徘徊，时有起伏，直到世人忽然发现，她已成了一个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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