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5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15日发表新加坡旅日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撰写的文章说，事实上，在今日国际社会严酷的现实中或者放眼百年来的东亚史，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希望中国“领土剩下一半”，或者鼓吹类似言论者未曾间断。换句话说，中国之崛起固然会招惹更多的“杂音”，但即使是在中国积弱的年代，“诱导论”也横行其道。某些西方媒体的“杂音”之所以难以解读，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文章摘录如下：

　　从筹备申奥到申奥成功，从勇挑奥运重担到确保“平安奥运”，2008年北京奥运走过的道路不能不说十分曲折与坎坷。

　　针对西方(包括日本)一部分传媒不断发出的“杂音”，特别是近几个月以来频繁出现的事件和反应，不少一向不关心国事、天下事的中国留学生不由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中国人办奥运会为什么这么困难？”

　　细读东西方媒体的反应，有曰：“这是东西方文明、文化之碰撞”；有曰：“这是冷战意识的延长”；有曰：“这是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力阻中国崛起的体现”……

　　冷眼旁观，将“杂音”之根源解读为“不同文明、文化碰撞”之说最欠缺说服力。因为，奥运之初衷原本正是为了给不同源流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一个大规模交流的场所与契机，从而为一个和平与和谐的大同世界创造良好的气氛与机会。哪有以“文明”、“文化”之名目而将异己者逐出之理？足见所谓“中西方文明相克”、“双方心态有待调整”之说站不住脚。

　　也许，有些论者要强调的是，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现有的社会矛盾与落后现象，尚有大力改善和改革的必要。

　　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确赢得了不少辉煌的成果，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趁着北京奥运的喜庆，北京当局在自我严格检讨与总结的同时，不管是在环保问题、民生改善问题，还是信息更为公开等问题上，确应有聆听来自四面八方意见的心理准备与度量。果真如此，力图与国际接轨的北京之大开国门、迎接四方宾客将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问题是，西方传媒的某些“杂音”，究竟是旨在传达问题的真相，并负起国际舆论监督的良性作用，还是刻意报道负面的材料，制造或夸大中国社会的矛盾与不稳定？

　　就以今年一月底日本闹得满城风雨的中国冷冻饺子中毒事件(日人称之为“毒饺事件”)来说，这原本是一个食物中毒、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曾几何时，一部分日本媒体在真相未明之前，却将之与北京奥运问题挂钩，而不断发出如下的质问：“这样的国家能办好奥运吗？”

　　同样的，对于北京空气污染与水质劣化等公害问题，西方媒体也有言过其实之处。

　　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也就是日本承办东京奥运会(1964年)以及大阪世界博览会(1970年，日本人称之为“万国博览会”)的前前后后，就会发现当时日本列岛的污染状况十分严重。震憾世界的“水俣病”和“痛痛病”，就是在那时为世人所知；至于日本“公害大国”的称号也赢得于斯时。

　　1966年，笔者从日日艳阳天的赤道抵达东京留学时，最感惊讶与难受的是，夜间难得见到星星和月亮。1973年，也就是东京奥运会结束9年后，或者说是大阪世博会结束3年后，日本厚生省鉴于日本海湾污染程度之严重，不得不专门拟定“安全菜单”，呼吁市民自我约制每周吃鱼的数量，日人称之为“鱼骚动事件”。

　　吃鱼的民族没有安全的鱼可以吃，这确是当时日本人的悲剧，也是战后日本为追求利润，只注重工业的高速发展、不重视民生而付出的惨痛代价。日本人民如何为此群起反对公害，并疾呼与力促官方与企业以民为本、整治环境污染的经验，确有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之处。

　　日本传媒与其不断质疑邻国办奥之能力和在邻国的“国民性”问题上大作文章，不如将精力置于传达日本“公害大国”如何兴起与消亡的教训与经验，更称得上为善邻之道。

　　至于西方(包括日本)媒体动辄将北京奥运会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相提并论的指责，如果将之同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相比较，问题就更加清楚了。当时，东京当局与日本传媒是将1964年东京奥运会、1968年明治百年纪念活动和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三者相结合的，其舆论诱导之重点，无非是旨在发扬“国威”、赞美战前日本富国强兵的“近代化”路线及恢复战败国的自信心，其中当然不乏不足为师之处。反观北京此次隆重庆祝2008年奥运会的活动，基本上是朝向与世界对话之方向发展，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平心而论，不少对国事、时事不甚了了、不表关心的“80后”中国青年(包括留学生)之萌生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其真正的老师与其说是北京，不如说是一部分以嘲讽今日中国为能事、日以继夜“报忧不报喜”的西方传媒。可以这么说，新生一代中国“小皇帝”的民族主义与爱国热情，固然有时也存有不成熟或偏激之处而有待正确的引导，但将之一棍打死或对之冷嘲热讽，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有关中国的环境污染、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现象或者多元民族国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北京当局确有快马加鞭、火速妥善处理的必要。但是，将这些东道国内政问题摆在奥运会赛事之上突出地报道与点评，似乎是罕见与不寻常的。

　　不过，无论如何，通过部分西方媒体形形色色之“杂音”，不难发现转型中的中国今后还得面对不少难以逾越的大山。这些困难，既有来自中国内部可以预见的问题，也有出自外部无法掌控的因素。

　　事实上，在今日国际社会严酷的现实中或者放眼百年来的东亚史，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希望中国“领土剩下一半”(通过少数民族独立等途径)或者鼓吹类似言论者未曾间断。换句话说，中国之崛起固然会招惹更多的“杂音”，但即使是在中国积弱的年代，“诱导论”也横行其道。某些西方媒体的“杂音”之所以难以解读，原因也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