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权力瘾”泛滥 监督缺乏致公权私人化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斩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官位越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

　　官员“权力瘾”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

　　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让渡与授予，是人类文明进步在政治制度建构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为防止公共权力被个人或群体垄断和滥用，人类社会相继在公共权力的来源、行使、监督、绩效四大方面建构起了人民主权原理、代议制原理、法治制衡原理、人民满意原理“四大基本原理”，其着眼点在于公民权利不断得到有效伸张和维护以及公共福祉不断得到公平分配和增进。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官场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与措施，公共权力绝对化、集权化、私人化“三化”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和破除，以致目前形成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这一“中国式权力异化”之恶质局面，其后果必然是拥有权力的人不愿放弃权力，权力小的人渴求更大的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拼命追求权力。

　　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针对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有个著名的对话。当时年届68岁的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时年53岁的毛泽东则回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晃60多年过去，尽管当代中国已经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制度的政治制度体系，但对于现代公共权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一事关执政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在“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制度建设方面，还没有形成具有环环相扣的锁链式特征且非常管用的体制机制。自然，公共权力的实际绩效就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尚有较大的距离。

　　因此，反思官员“权力瘾”的首要之举，就是要从政治制度建构的“四大基本原理”出发，着眼于建立和健全“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体制机制，发挥政治制度有效的约束与激励功能，消除公共权力异化的制度土壤。亦如当初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要做好制度的设计、建设与健全工作，这是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