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县委书记谈群体事件：管控压等维稳渐失作用

　　以“治理之新”纾解“转型之痛”(谈治论理)

　　——瓮安县委书记沙先贵谈“瓮安之变”的启示

　　【对话背景】 4年前，瓮安事件震惊全国。如今，再访瓮安县城，当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对公安、政法机关满意率不断攀升，安全感持续增强。日前，瓮安县委决定将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时刻警示党员干部。以楼为镜，可以明得失；以教训为警钟，可以知治乱。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背后有着怎样的基层治理探索与变革？瓮安的4年转变历程，能为基层治理者带来哪些从观念到实践的启示？

　　不做社会建设滞后的“泥足巨人”

　　本报评论部：对4年前“瓮安事件”的反思一直不绝，对现在“瓮安之变”的总结也不少。时间的沉淀往往能让人有新的思考。此前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瓮安事件与经济落后有关。联系现在的变化，就会有一些新的思考。我们注意到，从2000年至2007年瓮安的GDP翻了近一番，财政收入增长近3倍。瓮安事件发生在当地经济发展较快的一段时期。怎么理解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让一个地方“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沙先贵：很大程度上，瓮安是一面镜子，是经济落后地区在转型发展中遭遇“转型之痛”的一个缩影。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瓮安遭遇着更复杂的两难困境：底子薄、实力弱，既要迅速实现经济上的跨越发展，又要满足不断提高的民生需求。反思瓮安事件，最大症结还在于民生欠账太多，对群众权益长期忽视，导致问题扎堆、民怨累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痛定思痛，瓮安各级干部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时代在变，老百姓的需求也在变，GDP挂帅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没有厚实的社会建设，即便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起飞，那也只是问题重重的“泥足巨人”。我们必须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所指出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的确要用发展来解决发展的问题。但这个“发展”不单指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是目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转变，4年来，瓮安千方百计弥补历史欠账，砸锅卖铁也要把民生欠账补上。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完善新农合、建设保障房、拓宽就业渠道等一系列民生措施，群众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心气顺了，社会安定了。事实证明，抓民生同样能带来繁荣，而且是成色高、靠得住的繁荣。

　　社会管理需要“维权创稳”新机制

　　本报评论部：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等复杂条件下，社会稳定越来越成为基层重要课题。但如何维稳对基层是一个考验。一些地方尚未完全走出过去那种简单粗放、以堵代疏的维稳误区。从瓮安的实践来看，你觉得基层在维稳与维权方面有什么困惑？如何才能避免后面两种方式？

　　沙先贵：我们感觉到，新形势下，一些过去曾经管用的管理方式，渐失作用。尤其是采取管、控、压等传统社会管理手段，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群体力量，未能及时跟进协商协调，以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如何有效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探索新路。

　　经过瓮安事件后，我们认识到，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只有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益，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此，在这两年，我们大力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调解机制，探索建立了信访调处专项资金、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人民调解调处矛盾纠纷奖补专项资金，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影响等多管齐下，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机制，使民众有地方表达诉求、有法律规范诉求、有政策满足诉求、有机制排解诉求，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从源头上解决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多种因素。从重政府安排向重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理控制向重协商协调转变，维权不仅能够维稳，而且可以创生和谐稳定因素，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最大的体会。

　　提振公信重在平时“烧香拜佛”

　　本报评论部：群体事件如何正确应对、社会矛盾如何有效化解，是给基层的严峻课题，也是关于末端处置和源头治理的问题。我们发现，不管是应对突发事件还是实施常态治理，政府与社会、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状态至关重要。政府公信力高，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筑得牢，往往就不会乱，或者能在问题发生时很快处理好。瓮安从过去的不被群众信任到现在信任度较高，你觉得变化的关键是什么？

　　沙先贵：民间有句俗话，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群体突发事件也是一次检测，政府公信力有多大、干部关系好不好，在非常时刻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瓮安事件是政府公信流失、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

　　我为谁工作？我对谁负责？我怎样工作？4年来，我们要求瓮安的各级干部都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展工作，增强群众意识，重树为民作风。我们开展了“千名干部走千村、万名干部进万户”活动，干部走基层“写民情日记，建民情台账”，建立“五大访”工作制、领导干部责任包保制、机关干部驻点帮扶工作制等长效机制，使干部真正深入基层、融入群众，联系实际倾听民声，务实真干与民同行。

　　群众工作的常态化，使曾经的坚冰积怨大量化解，老百姓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正在修复。举一个例子，当年用燃烧瓶攻击政府的少年葛启义，他最近出现了生意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报警，几小时就解决了问题。但4年前，他面对委屈首先想到的是燃烧瓶。像他这样遇到问题时信任法治和政府部门的人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人心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两次抽样调查也显示，群众对干部作风满意率分别为93.46%和94.63%。

　　基层组织需要“二次发育”

　　本报评论部：4年前的瓮安事件，以及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说明一些基层政权在决策和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你觉得如何加强推进基层决策的科学性？

　　沙先贵：瓮安事件一方面暴露出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民众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增强背景下的各种诉求。因此，我们重点对基层组织的建设进行了加强，着力配齐配强村干部，探索统筹城乡党建工作。

　　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贴近民意，我们推行了“双向组织生活”模式，采取“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形式构建起新的城乡支部共同体，加强城乡党员互动。同时，大力抓好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把“三议三公开”工作法拓展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领域，这“三议三公开”，就是指村民商议、“两委”决议、“两会”审议；内容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应该说，效果很不错。

　　我们的感受是，转型时期社会深刻变革，基层组织也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变化了的治理环境进行“二次发育”，在新的基础上强化管理、服务等各方面的功能。(记者 汪志球 詹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