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以最小一揽子方案突破关键领域改革

　　经济和社会的现实状况警示我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障碍，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改革工作的进行可以循着两条基本线索：第一是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从当前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入手，探寻造成问题的体制性原因，提出需要进行改革的项目；第二是把需要进行的改革按照体制的领域归类汇总，最后梳理出那些最关键的改革，形成一个“最小一揽子”的改革方案

　　从深圳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改革现已在广东全省实施，这为推进社会建设走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广东还从2012年开始进行简化商事登记制度的试点

　　近日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推出，无疑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开场锣鼓。不过，与备受媒体热议的机构、人员调整等“显层面”调整相比，处于“隐层面”的改革——全面深化和政府职能转换更具挑战。

　　中国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至今已走过35个年头。35年改革最大的成绩，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市场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减贫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现有体制中遗存的大量命令经济旧体制遗产，使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不仅难于缓解，还在一定情况下突显出来。

　　老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更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概言之，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峡谷，化解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难题，我们仍需记得20年前那意味深长的感慨：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党政高层表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十八大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去年11月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指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在今年晚些时候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哪些挑战？重启改革要做哪些工作？如何设计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了南方日报的专访，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当前状况谈起，聚焦到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吴敬琏阐述了他的见解。

　　作为中国高层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和政府咨询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吴敬琏参与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他谈到政府越位干预使市场难于发挥作用所造成的种种乱象时表示，十八大所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切中时弊。他强调，市场的灵魂在于竞争，任何由于权力干预而失去竞争性的市场只是一种貌似市场的假市场。他呼吁，决策者需要采取重启改革的坚决行动，来化解今日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关于改革总体规划的具体做法，他建议尽早建立中央直属的工作班子，在社会的广泛参与下，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去探寻造成问题的体制性根源，从而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在此基础上，对牵涉面广、全局性强、复杂交叉的重大改革项目，经过梳理、筛选，形成“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相继突破。

　　重启改革正当时

　　市场是通过价格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针”，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南方日报：改革，是当前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高层也表达了推行改革的决心。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八大要求“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深化改革”年年在提，当前再强调改革，应该有它特别深刻的含义。

　　吴敬琏：我同意你的观察。十八大以来党政领导反复强调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认为的确有不同于以往的含意。要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看到提出这一任务的社会经济背景。这就是说，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两头冒尖”的状况迫切要求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去消解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

　　我所说的“两头冒尖”，是指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出。15年前，我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时，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一段话来描绘当时中国社会“两头冒尖”的景况。

　　15年过去了，这种“两头冒尖”的状况却似乎愈演愈烈。一方面，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踏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来，不但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此期间，中国从一个占全球经济总量不到2%的落后经济体，发展成为占全球经济总量10.5%的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2.5亿，占同时期世界减贫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可是另一方面，我国在20世纪末宣布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具体表现为，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严重阻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若干重要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

　　遗憾的是，2003年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执行情况并不好，其后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开倒车的现象。在中国经济中，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金融等重要产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设置市场准入许可、价格管制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以上体制缺陷导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粗放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积重难返；另一个是腐败蔓延难以遏制。

　　南方日报：您讲的这些问题在本世纪头几年已经存在，为什么近年来社会经济矛盾显得更加尖锐？

　　吴敬琏：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下行通道，许多过去为短期经济发展所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纷纷暴露出来。例如，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有了改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由于低价土地的浪费使用，土地紧缺开始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随着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生产技术差距的缩小，它们就再也不能靠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了；中国经历了十来年的出口推动经济繁荣后，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外汇储备增加过快引起的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

　　总之，经济和社会的现实状况警示我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障碍，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1992年中共十八大在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给市场经济作了明确的界定，就是说，在这个经济中，“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有一定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市场是通过自由竞争所形成、并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或称供求状况)的价格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所谓市场制度也就是自由价格制度；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指的是对货币总量、财政收支总量、外汇收支总量等经济总量的间接调控，而不是对企业经营活动、商品价格等的微观干预。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近年来有些人把对商品价格的管制也叫做“价格改革”，把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也说成是“宏观调控”。这类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改革”扩大了寻租腐败的制度基础，败坏了改革的名声，显然偏离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方向。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大明确指出，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针”，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