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变味”是城管冲突的更大原因

　　记者在临武县城乡走访发现，在当地，农民在县城销售农副产品引发的矛盾由来已久。为缓解矛盾，当地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来化解。但冲突依然激化，其间很多问题耐人寻味。(7月21日《京华时报》)

　　政府的柔性措施不但未见效，反而导致冲突升级，其中耐人寻味的问题，我认为一个是城管与小贩间的根本矛盾并没有找到疏解的路径，二是所谓“柔性措施”上，政府未必是认真的。很多看似很难解决的问题，一旦酿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官方便有了办法，这样的反思成本太高，且总体层面上的官方反思远远不够。

　　城管与小贩间的博弈靠斗狠，这是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因为产生矛盾的根源是相似的——不仅是城市面子与小贩肚子的问题，更有小贩养城管的问题——交费了就合法，不交费就不合法，比如临武瓜农交钱后就能相对自由摆摊。这背后，有罚款养人，也有权力寻租、借机敛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非城管领域所独有，只因小贩太穷，被罚、被抢会更心疼，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更激烈。而管理每每会成为敛财的手段，管理因而变味，是权力的品性所决定的；不管是审批权还是执法权，因为权力过大而监督无力，理性经济人的利益冲动难免要启动权力寻租的开关。结果就是，每多一个管理部门，被管理者便要多拿出一份“买路钱”；而管理的目的却往往因“钱到位”而不能实现，这种情况下管理部门越多，问题越管不好，而被管理者的负担则因此而愈重。

　　城管“规范”小贩，基本是每一个动作都能连着收费，各地情况大体如此。这种情况下“柔性措施”要么沦为姿态，要么不可能长久。

　　我认为，疏解城管与小贩间的矛盾，首先必须终止“管理收费”的问题，即便依法处罚，罚没款物也应公开、透明，绝不与城管的利益挂钩。其次，城管体制、城管部门角色及职能应该有明确统一的法律定位，比如强制执行权、限制人身自由等权力，边界在哪里？超过部分交给法院还是公安？否则任何“柔性措施”都不可能彻底解决城管执法中的冲突问题。“临武事件”应成为全国反思的案例，而不是赔偿了、“感谢政府”了，就没事了。(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