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简政放权是利益结构调整 关键在放给谁

　　宋晓梧：简政放权是利益结构调整

　　——专访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委宋晓梧

　　宋晓梧 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委。1947年出生，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宏观体制司司长等职。

　　1983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的实践，著有《回顾与前瞻：中国社会体制改革30年》、《改革：企业·劳动·社保》等，有关研究成果曾获200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劳动部1997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

　　我觉得应该建立这么一种三维市场体制，政府、社会、企业。

　　社会主要是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不能是中央政府、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企业。过去社会这块发育不够，现在也有不少进展，但是官办、官管、官运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宋晓梧

　　在位于北京月坛南街的国家发改委大楼二楼，宋晓梧有一间办公室，长长一排书架占据了一整面墙，里面塞满各种经济改革、社会保障的书。曾经是发改委一名官员，如今，宋晓梧更像是一位质朴的学者。

　　关于政府和市场怎么对接这类难题，宋晓梧有他的思考。他认为，政府这次关于行政放权专门提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行业协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进步和亮点。他建议应建立“政府、社会、企业”三维市场体制，而不是“中央政府、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企业”的三角结构。

　　要解决政府放权放给谁

　　新京报：5月16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共取消和调整117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取消和下放为91项。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数量是近6年最少的一次。有分析称，今年下放和取消的数量虽然少但力度增大了。你怎么评估这次行政放权的力度？

　　宋晓梧：结合前几次简政放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放权放给谁，谁来承接这个权力。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不够发达，在制定行业标准、行业管理以及宏观调控方面缺少中间一个重要环节，放权经常处于政府和政府之间。

　　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发育比较好，它们在整个竞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我们比较缺乏的。政府这次关于行政放权专门提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行业协会的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和亮点。

　　新京报：也就是这次放权更能够落到实处？

　　宋晓梧：我希望是这样的。从某种角度上说，简政放权也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关于这个问题李克强总理也说过，所以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

　　新京报：行政放权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宋晓梧：意义很大。过去是计划配置，现在转变成市场配置，从资源配置主体转变角度看，是根本性的转变。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就没有责任了，完全放手让市场自己去调控，比如环境等问题，政府要做好监管。

　　我们的实际问题是政府管得多了还是少了，是哪些方面管得多了，哪些管得少了。我觉得政府对微观的、对企业的投资、企业内部活动还是管得多了，同时在有些方面也有些欠账，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建设方面考虑不够。

　　地方GDP竞争只考虑短期效益

　　新京报：放权的难处在哪里？

　　宋晓梧：由于我们社会发育不够成熟，各种市场主体的自协调、维权自律作用发挥不起来，这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改革初期，出发点是要企业成为市场运行的主体，我们注重了单个的企业的培育，但是对相同利益的群体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对自己的成员进行自律的作用重视不够。

　　这一块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很大的疏漏，对社会管理滞后很严重，因此形成了政府的职能放权，放下去都乱了，又各自为政了。

　　新京报：是不是中央政府把权放给地方政府就叫放权？

　　宋晓梧：香港的刘遵义曾提出来，现在机构转变向地方放权，权力集中在地方政府手里，地方政府就用权力搞GDP竞争，他认为问题很大。但是这个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他们认为放权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大幅度地增长，主要就是发挥了地方政府的活力。

　　现在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来，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合一的，这种特殊的三角结构，中央政府、带有公司性质的地方政府、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三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超越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秘诀。

　　新京报：这相当于肯定中国地方政府公司化？

　　宋晓梧：当初向地方政府放权是对的，由于在计划经济时高度集权，地方政府想自己上什么项目根本办不到。但要明确地方政府GDP的竞争对GDP总量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但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全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地方政府仍然拿到钢铁批条以后在发改委门口热烈地亲吻文件。我问过一些地方领导，他们希望上个整车厂，我说现在中国的汽车产能用不到几年可以预见也是产能过剩了。他说，目前两三年内能卖得出去，就上，因为上的过程就是GDP。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大大扭曲了各种社会组织的智能，把所有社会组织变相成为经济组织，看起来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它会隐藏很多危机。

　　新京报：什么危机？

　　宋晓梧：社会是需要自平衡的社会，GDP高速增长过程中隐藏了一些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向地方放权，地方将有更大的权力搞GDP建设，这样的竞争只考虑短期效益，而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是长远的事儿，很难管住。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地方政府卡住。

　　建议取消省级和市级的GDP指标

　　新京报：那怎么办？现在还是有很多权力下放了。

　　宋晓梧：所以我很担心。应该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该搞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信息服务、解决民生、治安、环境保护等。建议取消省级和市级的GDP考核指标，取消地方投资指标考核，限制过多的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规划的竞争。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放权的话，要么不放，要放就放开而不是下放？

　　宋晓梧：要放，要解决政府放权放给谁。我们多年说，要把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儿放给市场、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和企业。不是把权力仍然在政府机构内部分来分去，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来分去，在简政放权方面，要考虑地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我觉得应该建立这么一种三维市场体制，政府、社会、企业。社会主要是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不能是中央政府、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企业。过去社会这块发育不够，现在也有不少进展，但是官办、官管、官运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新京报：未来哪些领域继续放权可能会比较难？

　　宋晓梧：我认为项目审批方面还是比较难的，工业项目、基本建设项目等方面，但是有些权力中央就要控制，有些权也应该放给地方，比如社会建设方面。

　　□新京报记者 李媛 杨万国 插图 师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