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天使女孩”助人被杀 善意和信任不该溃散

　　孕妇为了“弥补”丈夫，在大街上假装身体不适，骗得17岁女孩送她回家，到家后竟然伙同丈夫实施强奸和杀害。“天使女孩”胡伊萱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同情。犯罪嫌疑人的残忍、愚昧和无情，也激起了社会的强烈愤怒。7月24日发生在佳木斯市桦南县的这一悲剧性事件，至今依然涟漪未散，公众的哀悼、舆论的关切和社会的思考也一直在持续。

　　最令人感到悲愤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设置的这一圈套，恰恰“筛选”出了最具善意和最缺乏防范心理的人加以戕害。如果没有人送孕妇回家，则犯罪意图就无法实现。如果没有人对不怀好意的孕妇施以援手，则悲剧就可以避免。这一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也体现在这里，它让人们时刻充满警觉，对周围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怀有戒心，它毒化了人际社会的美好空气。如果舆论不能对这一“暗示”予以消除，则恶性刑事案的阴影就无法消散。

　　好心人要懂防范

　　有心人才能平安

　　女孩送孕妇被杀的新闻最近引起大家广泛关注，对于如何防范罪犯伤害自己的话题由此被提及。防范犯罪伤害的要点很多，但首要前提是遵循三原则： “我不伤害自己，我不伤害别人，我不被别人伤害”。对人、遇事，能实现这三大目标的，就大胆去做；不能实现任何一条的，就必须谨慎应对。17岁女孩胡伊萱充满爱心却毫无戒心，这一致命弱点让罪犯有机可乘。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没读过《今古贤文》，因而没有树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安防观念，这不是她们的过错，但是社会的悲哀，是我们公共安全人员的失职。

　　胡伊萱的被害，加害人是毫无人性的任意胡为，被害人是毫无戒备的任人宰割，两者在这一特定领域的知识、经验差距，铸成了让人难以直面的惨案。我们必须像爱护身体健康那样去维护治安环境，必须比预防疾病还要更上心地预防犯罪，尤其是要关注社会治安动态，了解当前主要犯罪的基本手法，至少是与自身生活、生产关系密切因而遭遇可能性大的违法犯罪类型，运用相关知识武装自己，才能与犯罪者斗智斗勇、战而胜之。

　　胡伊萱的不幸在于，毫无安防意识、能力和经验的她，遇上了丧心病狂的罪犯，从遇上开始，悲剧基本就不可避免；但就是这样，胡伊萱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行为，她发出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短信。如果她能逐一问清楚“在什么地方遇到叫什么的孕妇，让护送到什么地方”等情况，并当场电话告知家人、朋友的话，穷凶极恶的罪犯恐怕也会畏而却步。罪犯较长时期多次实施犯罪而未能得逞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每个交往，都应当从了解开始、以信任铺路，才能安全而圆满完成。不让你了解相关信息的人，可能心怀鬼胎，并可能危害自己，因而需要脱离接触，尽量远离。

　　从整个犯罪学来说，犯罪预防只有三大途径：减少犯罪者、减少被害人、减少犯罪者可能加害被害人的特定环境。三者之中，减少犯罪人任重道远，减少被害人也缓不济急，唯有减少犯罪环境，相对便捷有效。从胡伊萱案件看，送孕妇可以，送到家就要思量了：可以电话叫她丈夫来接，可以请路人、邻居陪同，只要有第三者到来打破罪犯预设的场景，情况就大不一样；即使送到家，也可以开门而不入室，更不能到屋里还喝饮料什么的。说到胡伊萱，我想起了《童区寄传》，一个九岁小儿智杀两绑架者，“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人无古贤”，当今的教育工作者和公安人员，都应当汗颜。

　　以前有彭宇案的发生，人们慨叹人心不古的同时，再也不敢伸出救援之手；如今发生了胡伊萱惨剧，在痛骂罪犯蛇蝎心肠的同时，国人是否更不敢多管闲事了？不要这样，也无需如此，因为，安全不来自冷漠，孤独就更不安全，只有广泛多样的互助，才能确保我们大家的平安。假如胡伊萱懂得这一点，假如我们指导过她，使她能一边热心帮助他人，一边密切地与亲友同事联系，广泛联系的亲友就成为她的强大后援团而让罪犯忌惮。如果亲友、他人尤其是公安等社会机构能够声援甚至支援，这样的悲剧或许能够避免。

　　文/王太元(中国警察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

　　孕妇的冷血

　　和底层道德的残缺

　　一个年仅17岁的花季少女因爱心和善良不幸落入他人预设的陷阱而遇害，这是人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也不敢相信和接受的事实。人们在为逝去的年轻生命痛心和惋惜，强烈谴责甚至诅咒利用他人爱心而实施世间最不齿恶行的同时，也会用更加复杂矛盾的心情和目光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或改变他们既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这一肆意践踏爱心的事件，必将重创原本脆弱的社会信任，也让原本稀缺的爱心救助变得更加稀缺。

　　这是一起“好心没好报”的极端个案，这是一个利用爱心而预谋实施的罪恶。行为人对实施犯罪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只等“好心人”上钩，是一种典型的“钓鱼犯罪”，其主观恶性程度和手段卑劣程度都可谓“登峰造极”。毫无疑问，相对于一般受助人的无良，这种行为更可怕，也更让人防不胜防。

　　尽管这是一起个案，但一定会让公众后怕，在社会上留下难以消除的恐惧和阴影。当然，一些“理性人”完全可以对公众说，我们不能因为极端案件而放弃爱心救助，更不能以此作为冷漠的理由和依据。事实上，这样的说教对普通公众来说，可能毫无意义，既不能拯救爱心，也无法消除余悸。在笔者看来，真正消除发生类似案件的社会条件和土壤，才能重塑社会的信任。这就必须认真反思人性何以如此沦丧，以至爱心遭受肆意践踏。

　　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看，夫妻二人，特别是已经怀孕的妻子毫无道德羞耻感，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极端自私，更谈不上基本的法律常识和法律意识，所以对他人权利和法律权威没有丝毫的敬畏，为了达到自己的卑劣目的已经极度冷血，以至于把侵犯别人的身体权利说得如此轻淡，做得如此轻松。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很难归入“社会人”的行列，这也充分暴露了我国基层社会道德和法律教育的薄弱和残缺。

　　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社会安全教育。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和一些相对弱势的人群，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和首先保护自身安全的教育，是不能被忽视的。助人需要讲究技巧，善良更需保证自身安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警惕性时刻不能放松。

　　文/李克杰(山东政法学院教授)

　　互信的培养

　　需要社会的成长

　　美少女帮助孕妇却被杀害，“好人难做”再度成为公众的主流反应。女儿被害后，有人问她母亲孙红波，会不会后悔将女儿教育得这么单纯善良？“实事求是地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类似的念头我是有的。”她回答道：“可这样想到底是不对的，也许我们该同时教她更好地保护自己。”她的最后结论是：“毕竟，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引发“好人难做”的讨论，是人们普遍感受到“社会互信”缺失的不适与恐慌，但又不知如何表达。一旦出现这类事件，人们热议的背后其实表达的是对“社会互信”缺失的担忧。

　　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佛教的“行善得报”，应当说对中国民众并不陌生。但为何这些观念，到今天会因一个极端事件，就被民众质疑呢？这是因为社会互信的丧失，因为信任才能导致守望相助。在一个权利平等、道德自治、法律至上的社会，人们自然不会恐惧陌生人，宽容与信任也会成为民众的主流意识。而一旦特权横行、社会失衡、法无公正，权力的傲慢也会让民众漠视自己的权利与道德，所有人都有不安全感，社会信任也会失去基础，最终导致人与人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孔子时代就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说“民无信不立”。朱熹的阐释是：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从朱熹之言可看出，政府取信于民是前提，而民众相信政府、包括民众彼此间的信任是结果。儒家的这些观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府一定要注意维护公信力，一旦信任缺失，社会虽生，却无以自立。

　　现代社会学也是这么看，信任是促进社会存在与凝聚的力量。尤其现代社会，与传统的熟人社会有很大不同，人们都是在并不完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合作与交往的。一旦社会缺乏基本的信任度，社会成本就会大增，道德或社会失范还只是表面危机，最终可能让社会解体。社会屡屡陷入“助人被讹”的大讨论，折射的其实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越来越大。这些不信任影响的不只是不敢“做好人”这么简单，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各类社会冲突。

　　目前中国仍为“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这就意味着任何社会信任危机的解决，责任首先在政府。公权力如果主动维护民众权利、保护司法公正，自然会获得民众的信任。一旦政府和法律能获得民众的信任了，人与人之间自然有了信任的基础，信任与守望相助才有可能。

　　其次，社会信任的缺失还与民众缺少公共空间有关。社会信任的核心是公共性，只有当公共生活是面向全体民众开放的、民众可自由参与的，民众在互动中才能形成一种维护公共利益、彼此信任的共识。经常参与公共生活的人都明白，需要尊重他人利益，同时也要互助友爱，这种意识的自觉性，是民众长期在公共生活中培养的。他会认知到，社会共同体是由若干个体或群体共同构建的结构，要想这个结构稳定长久，就需要有彼此的宽容与信任。他会主动遵守一些公共生活中必须有的行为规范，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交往才能正常进行，这样才能真正减少那类“助人被讹”的作恶者。

　　社会信任与公共意识一样，其实是公民在公共生活和交往过程中达成的对公共生活规范的共识，并以此调节自身行为。它是从个人美德向社会美德的一种延伸，所以，社会信任的培养需要社会的开放性，必须要让公民在开放的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逐渐养成。

　　社会信任的培养，意味着社会的成长，但它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更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文/叶匡政(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