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甘肃省委书记回忆习仲勋：曾为患病士兵抓药

　　今年10月15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习仲勋同志，这位长期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令人尊敬的兄长，他那以人民为本、甘为民仆的执政风格，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以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襟怀坦荡、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他的音容笑貌、卓越功勋和人格魅力，时刻萦绕在我心头，激起我对他的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坎坎坷坷，但轰轰烈烈。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出生于陕西富平，长我10岁，参加革命早我10年。13岁就参加革命的他，在15岁领导学生运动时被捕坐牢，在狱中英勇不屈，领导狱中斗争，转为正式党员。其后，又受命于危难，到国民党驻军中开展兵运工作，18岁在甘肃两当组织发动兵变，打响了甘肃国统区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影响巨大。不但鼓舞了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的士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也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早在1931年起就与仲勋同志一起战斗的王世泰同志(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和我回忆往事时说：“两当兵变是在仲勋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搞起的一个营的兵变，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的，而且居然搞成功了；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两当兵变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同代人中，他谋略过人，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仲勋同志20岁起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参与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会师陕甘苏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9月，22岁的他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党中央和毛主席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解决了肃反问题，仲勋同志又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中共关中地委书记、游击队政委、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并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和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副政委和政委，同彭德怀、贺龙同志一道领导指挥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事，可谓能文能武，身经百战，屡建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点将，仲勋同志重新主持西北工作。在此期间，面对西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反动势力猖獗、叛乱事件迭起的严峻现实，仲勋同志不辜负人民的重托，用历史的眼光很快找出了西北问题的症结所在，创造性地把民族统战工作摆在了突出位置。仲勋同志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把党的统战思想运用到西北特殊的统战实践中，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探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平息了多起叛乱事件，团结了一批少数民族人士，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对民族统战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赢得了西北各民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后来，仲勋同志又奉调中央担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长期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国政民事，事必躬亲，充分展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然而，这样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1962年8月因一部《刘志丹》的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迫害，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文革”结束后，历史再次把习老推到时代潮头担当重任。当时的中国创伤累累，百废待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年已65岁的他又一次临危受命，主政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仲勋同志几经坎坷，身陷磨难和错误路线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改，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突显出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和崇高气节。

　　习仲勋同志对陇原大地和甘肃人民有着特殊的情感。我从1954年起就一直在甘肃工作，在甘肃历史发展的丰碑上，在庆阳老区群众的口碑中，我看到和听到关于习仲勋同志的感人事迹实在是太多了。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仲勋同志到长武县国民党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1932年4月，他亲自组织指挥发动两当兵变。之后，和刘志丹等同志一道，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陕甘边区创造性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建设，创建并巩固扩大了南梁革命根据地，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改编后的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1930年起到1952年，20多年的岁月，仲勋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长期转战于陕甘宁边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有一次我去环县调研，当地群众给我讲述了不少关于习仲勋同志的故事。有一天，习书记和苟广德(当年任洪德乡贫协主席)一块下乡工作，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书记就硬把苟广德给背了起来，走了两里多路程。有一次，县委的通讯员狗娃拉痢疾病倒了，习书记亲自给他抓药并熬煎让他服用，把狗娃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当时，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会写对子，有人提议能否求求习书记，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书记，习书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很快地写出了一大四小的五副对子，有趣的是，洞房的门上，他还就这一对新人的名字撰写了一副雅俗共赏的“潜字联”。就是这样，经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等评价很快传扬开来，许多群众积极主动前来给环县县委提供情报、支持工作，使党的基层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发展。

　　甘肃人民忘不了仲勋同志，仲勋同志也一直心系着这里的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后，仲勋同志虽然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在百忙之中，他依然经常关心、关注着甘肃的建设和发展，惦记着庆阳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牵挂着环县的脱贫致富。每当有老区的干部、群众到了北京，他都抽出时间会见、会谈。凡是汇报到老区工作和建设方面的事情，他都要认真地倾听和过问。1958年冬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来甘肃调研，鼓励甘肃的同志“要艰苦奋斗、坚持苦干，为甘肃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1984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甘肃定西地区调研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仲勋同志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是理论结合实际，经过认真分析论证之后提出的好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也是可行的，请子奇、光毅同志参阅，并制定出规划，提出具体措施，分期实施”。看到习仲勋同志的批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在充分认清省情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思广益、锐意改革，逐步理清和形成了全省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三条路”的陇原发展战略方针，即“有水的地方走水路”，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发展高产农田；“没水的地方走旱路”，兴修梯田，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水旱路都走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组织劳务输出，开展移民搬迁活动。并重点建设河西走廊、沿黄灌区、陇东三大粮仓。我们还提出了符合甘肃中部地区实际的“三年停止植被破坏，五年解决温饱，十年粮食过关”的奋斗目标，广为种草种树，大搞小流域治理，努力改变生态环境。由于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甘肃农业连续实现8个丰收年。听到甘肃人民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消息后，仲勋同志非常高兴。

　　1993年后，习仲勋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但他只要听到甘肃的建设和发展情况都特别的兴奋，几乎每次见到我都要问一遍：“兰州建设得怎么样？庆阳老区的情况怎样？”2000年6月，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偕子女代表习老专程来到环县，走访了习老当年在曲子、洪德等工作过的地方，与老同志、老房东们座谈、合影、问长问短，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