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称公车私用违规风险成本低系公车滥用原因之一

　　治理公车私用 必须“后果严重”

　　据报道，中纪委办公厅在答复人大代表关于公车治理的建议时，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此外，在全国实行公务用车经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南方都市报》10月10日)

　　公车私用在我国泛滥成灾、屡禁不止。在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主办的2013年上半年电视问政活动上，面对令人触目的公车私用曝光画面，坐在问政台上的武汉市委秘书长龙正才就主动自我批评：“当前公车规模太庞大，导致公车私用都见怪不怪，包括本人在内都有公车私用情况。”如何解决这一痼疾，各地都出了招，但效果有限。

　　目前，中纪委的回复为治理公车指明了一个方向，如果对公车统一标识、GPS定位，无疑将有助于加大对公车私用的监督力度，也会给公车私用者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不过，我们有理由担心“条件成熟”这一前提，会成为某些地区和部门拖延的借口，因此，有必要列出明确的时间表，毕竟，对公务车统一标识不是能不能为而是愿不愿为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更应该加大违规使用公车的成本。人们是否违规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违规的可能性与违规的风险成本。可以说，目前公车私用的违规风险成本太低，是导致公车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观国外，据媒体报道，1995年，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与妻子私自使用公务车外出旅行，最终被判6个月监禁；2009年7月，时任德国卫生部长的乌拉·施密特公车私用不仅令她本人政治前途尽毁，连其所在政党社民党的总理竞选人也深受牵连；2010年8月，韩国总理提名人金台镐因妻子曾公车私用，不得不辞去总理提名人； 2010年12月，美国密歇根州国会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因把属于国会办公室的公务车借给儿子用，不得不向美国财政部偿还5682美元。

　　如果不能真正确立“公车私自用，后果很严重”的制度体系，即使“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都落到了实处，公车私用的问题依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