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改革提升老百姓的“自由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吸引着国内外人士的目光。笔者阅读时发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里，有三个“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笔者的感觉是：我们党更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人民的创造力、百姓的需求和改革成果的共享。

　　由此，想到了百姓的“自由度”。

　　新时期以前，计划经济尤其是“左”的思想影响下，百姓的“自由度”少得可怜。记得有一案例说，当时有农民在自己宅院中种棵枣树、出售大枣若干，被举报发现、批为“资本主义尾巴”，枣树也被野蛮砍去。新时期启动时，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就是意味着，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作细枝末节“小修小补”，而是作根本性的改变。从农村联产承包、不再扣“投机倒把”帽子，到政府“放权让利”、私人开个店办个厂都行、劳动者胆大的到海外发展也放行，政治禁锢的帽子大大减少，老百姓的“活路”多起来了。由此，老百姓逐步理解，改革不就是小人物干事的“自由度”明显提升吗？

　　恩格斯晚年，曾有一位杂志记者问及“你和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恩格斯在回答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著名判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的宏伟事业就是为着全人类解放的。人，就是人民群众，是老百姓。“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两字，告诫我们：“从人出发”，是党和政府为民办事的要义。

　　百姓自由度，以经济学语言来解析，简要地说，就是市场经济发育、发展，重要的在于要素流动的顺畅，这个“要素”，包括劳动者、技术、资本等，要素流动起来了，就为“优化配置”形成了前提条件。

　　所谓“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由市场根据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的一般规律，由市场机制通过自动调节对资源实现的配置，用“看不见的手”进行优胜劣汰。也就是前文所引论的“三个让”的前两个“让”。有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财富增多了，就需要分配合理，利益共享，这是第三个“让”给我们的要求。

　　公报提及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消除“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给地方更多利益)；“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放宽投资准入”(大力支持上海自贸区试点)等等，都体现着“百姓自由度”、也就是“要素自由度”的提升。

　　改革事业已经有35年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启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商品经济体制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到如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改革主线、主调一直未变，市场取向的要求越来越清晰。改革的真谛是人的解放，是老百姓干事业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有序，生活水准越来越提高。周锦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