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称竞争性选拔干部成变异“政绩工程”

　　据媒体报道，近日，中央巡视组去年第二轮巡视的10个地方和单位已全部公开整改情况。至此，第一轮和第二轮巡视中已有多个地方和单位在整改报告中提及，竞争性选拔干部过程中存在问题，有待改进。其中湖北明确规定：不硬性规定竞争性选拔比例，不搞“凡提必竞”。公开报道显示，除湖北外，宁夏、河北、云南、广东、甘肃、青海等多个省(市、区)也明确规定对竞争性选拔干部不再划硬性比例，全国范围内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数量也在逐步减少。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导入竞争机制，本是一种必要补充和有益探索，但从近些年来的实践看，竞争性选拔干部存在重大偏向，暴露出深刻弊端，到了非猛力加以纠正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不但竞争性选拔干部这一种选任方式难以为继，也将对干部选任整体工作产生深重的消极影响。

　　竞争性选拔干部的一个显著偏向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它已成为选任干部的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事实上，竞争性选拔干部曾一度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成为一种变异的“政绩工程”。人为硬性规定竞争性选拔比例，看不出有什么合理性和普适性，但人为硬性规定的导向，很容易走向“凡提必竞”的极端。而竞争性选拔一旦从“一种”获得了“主要”或“唯一”的地位，其弊端就立刻显现——它必然对其他选任方式造成挤压甚至使后者边缘化，显然，选任方式格局的变化影响的是众多官员的命运。即使从基本的辩证法原理来看，以“赛场选马”来完全取代“伯乐相马”也是很成问题的，人们在果断抛弃“伯乐相马”的同时，也无情地抛弃了辩证法原则。

　　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另一个显著偏向是，由于此项工作缺乏严格规范而又大规模地强力推广，产生了干得好不如考得好的流弊，成绩压倒业绩成为升迁的决定性因素。不少地方和部门在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中，笔试内容过于偏重知识性和文化性，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分取人”的简单化标准，催生出不少考试专业户，选出了一些高分低能的干部，同时堵塞了那些埋头干事的官员的升迁之路。这就把本应高度统一的“干”与“考”人为地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此外，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竞争性选拔干部存在很大随意性，有的连笔试也没有，只有所谓面试，而这至多只能反映应试者演说能力，于是又易于堕入简单“以票取人”的泥坑。至于一些地方选几个县处级干部，也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延揽天下人才的胸襟，而成本则似乎不在考虑之列。

　　正如“伯乐相马”与“赛场选马”可以并行不悖，因而，纠正竞争性选拔干部中的偏向，根本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回潮或是对此选拔方式的抛弃，但对其加以规范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以使之在选任工作的整体框架中实现更科学有效的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对竞争性选拔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不应忘记的是，选任工作发生偏向、用人导向出现问题，既可能与大环境有关，也和地方或部门一把手不无关系。加大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和责任追究，使之成为执行制度的模范而非扭曲制度的先锋，才能有效纠正包括竞争性选拔干部在内的选任工作中存在的偏向。　　□滕朝阳(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