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务员诚信建档需要强化外部监督制约

　　广州市发改委近日发布了《广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征求意见稿。针对目前存在的信用问题，《规划》表示，到2015年，将实现信用信息市级集中，个人信用档案覆盖率达60%；到2020年，个人信用档案覆盖率达90%。此外，将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发布失信者“黑名单”。（8月5日《新快报》）

　　信用档案的建立，对于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规划，其意义不言而喻。尤其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奖惩记录、年度考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档案，对于公务员的日后提拔和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必然可以倒逼权力正规运行，减少违法违纪现象，并能提高公务员的履职能力和效率。

　　制度初衷和目的是好的，现实中的操作究竟如何，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部署。根据《规划》，公务员诚信档案的建立，管理部门为政府部门，这也就意味着诚信档案如何建、怎么建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那么，诚信档案建立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避重就轻”或者“躲猫猫”的情形，令人深思。毕竟，同为公务人员，对于“同僚”劣迹斑斑的行为，能否做到“铁面无私”，恐怕疑问依然存在。更何况，人情关系羁绊下，相关领导权力的滋扰下，是否会存在某些暗箱操作的猫腻，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诚信档案建立的话语权由公权部门掌握，外界公众对于公务人员的具体诚信情况根本就无从知晓。缺乏外部的监督，屏蔽了诚信档案所需要的“阳光”，诚信档案的质量能否符合公众预期，还需要认真解决和考虑。

　　要克服这种“自说自话”的弊端，一方面强化诚信档案建立的权力制约，以严格的责任追究兜底，为诚信档案管理参与人员戴上“紧箍”，避免出现责任弱化情形；另一方面，对于公务员不诚信行为和现象，只要不涉及隐私或国家秘密等情形的，应该予以及时公布，让入档的具体情况呈现在外界和公众面前，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刘建国）